(二)富人与穷人的关系
    私有财产权主要是对大量财富所有者而言，其财产合理与否，是问题的关键。
    理论界的新观点认为，富人致富合理，其财产权应当尊重。苏辙曾强调指出：“祖宗承五代之乱，法制明具，州郡无藩镇之强，公卿无世官之弊。古者大邦巨室之害，不见于今矣。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然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指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19)。贫富差别是历史自然形成的，富人应当保护。叶适也在争取富人的社会地位：“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此可随时施之于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为治也。夫州县狱讼繁多，终日之力不能胜，大半为富人役耳；是以吏不胜忿，常欲起而诛之。县官不幸而失养民之权，转归于富人，其积非一世也。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20)富人的财产是维护上下稳定的基石，其享用财富理所当然，对其私有财产权应当保护。陈亮也有相同观点：“阡陌既开，而豪民武断乡曲，以财力相君，富商大贾操其奇赢，动辄距万，甚者以货自厕于士大夫之后。此言治者之通患，而抑兼并、困商贾之说，举世言之而莫得其要也。夫民田既已无制，谷不能以皆积；兵民既分，力不能以自卫；缓急指呼号召，则强宗豪族犹足以庇其乡井；而富商大贾出其所有，亦足以应朝廷仓卒之须”，“无乃古制之未复，则贫富之不齐当亦听其自尔乎？”(21)他的中心思想是，贫富差别是历史与时代造就的，应当顺其自然。南宋有士大夫上书皇帝，意图将这些理论落实到政治上：“土大夫类曰抑强扶弱，而不知安富恤贫，亦所以为政也。”(22)尊重富家大户的财产权，应当是执政的一种理念，显然是一种新的理念，而救济贫民则应是增添其私有财产，不能用均贫富的办法挖东墙补西墙。
    理论界承认贫富差异的合理性，力主保护富人的私有财产，实质上就是肯定了私有财产权，强调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
    因此，朝堂之上的统治者明确反对均贫富。熙宁三年(1070)，针对程颢提出的“须限民田，令如古井田”，宋神宗予以否认：“如此即致乱之道……若夺人已有之田为制限，则不可。”王安石同样不赞成，理由是：“今朝廷治农事未有法，又非古备建农官大防圩垾之类，播种收获，补助不足，待兼并有力之人而后全具者甚众，如何可遽夺其田以赋贫民？此其势固不可行，纵可行，亦未为利。”(23)至少在农业方面，朝廷无论精力还是财力投入都不多，生产的发展有赖于富户支持，剥夺其私有土地分给贫民既不可实行，既使实行了也有害无利。
    (三)私有财产观念增强
    宋代以土地为代表的民间私有财产权逐步确立，私有财产观念日益增强。试举四个不同层面的例子以窥一斑。
    其一，民众之间。洪迈载道：“许元惠卿，乐平士人也。其父梦有乌衣客来语曰：‘吾昨贷君钱三百，今以奉还。’未及问为何人及何时所负而觉。明日思之，殊不能晓。平常蓄十余鸭，是日归，于数外见一黑色者，小童以为他人家物，约出之。鸭盘旋憩于傍，堕一卵乃去。自是历一月，每日皆然。凡诞三十卵，遂不至。竟不知为谁氏者，计其直，恰三百钱。”(24)这则传说颇有深意：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即使冥冥之中也要坚守，反映了深入骨髓的潜意识。
    其二，官民之间。南宋人林鼐(字伯和)担任定海县丞时，“富人用本路常平使籍，傲不受役，伯和役之如令。常平檄使改役，伯和曰：‘私产可公檄乎？’不许”(25)。“私产可公檄乎？”在这里是比喻，意思是难道私人财产可以被公家征发吗？透露出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反驳的道理：私有财产不能被政权强制征发。
    其三，君民之间。宋仁宗时，宋祁在开封郊外曾问一老农：“丈人甚苦暴露，勤且至矣！虽然，有秋之时，少则百囷，大则万箱，或者其天幸然？其帝力然？”老农驳斥道：“何言之鄙也！子未知农事矣！夫春膏之烝，夏阳之暴，我且踦跂竭作，杨芟捽中，以趋天泽；秋气含收，冬物盖藏，我又州处不迁，亟屋除田，以复地力。今日之获，自我得之，胡幸而天也！且我俯有拾，仰有取，合锄以时，衰征以期，阜乎财求，明乎实利，吏不能夺吾时，官不能暴吾余，今日乐之，自我享之，胡力而帝也！吾春秋高，阅天下事多矣，未始见不昏作而邀天幸，不勉强以希帝力也！”(26)老农明确指出丰收完全是自己辛勤劳动的结果，根本不是上天的恩赐，也与皇帝无关。这位社会底层农民的言论，代表了宋代广大农民反正统的新观念，把个人财产与皇帝、官方完全隔离。自我意识在民间私有财产观念强化中充分彰显了出来。
    其四，君臣之间。太平兴国八年(983)，曾多年担任河南尹的前宰相向拱，“表献西京长夏门北园，诏以银五千两偿之”(27)。既是献给皇帝，自然是无偿呈送所有权，但皇帝尊重私有财产权，不愿领情，照样支付价钱，关系便由贡献转化成买卖，适应了时代习俗。另一例子的关系相反。绍兴十三年(1143)，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请以赐田及私产自昔未输之税并归之官”，有诏“奖谕而可之”(28)。韩世忠是高官、功臣，得到过皇帝很多奖赏的赐田。按理这些赐田由皇帝将产权转交后就属于他的财产，但韩世忠公私分得很清，来自皇帝的土地好像是临时的，可以赐给也可以收回，不比自己购置的土地属于“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