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官方力求维护市场秩序，公平交易。主要表现于禁止官员依仗权势，强买、贱买民间物产，违反者予以严惩，以保护民间交易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私有财产权。例如禁止地方官在所任州县拥有田产：“见任官不得于所任州县典买田宅，著于敕令。”(43)嘉定年间，还曾“禁两淮官吏私买民田”(44)。官员非法买卖土地，通常都会受到惩处。如元祐年间，前执政大臣章惇强买苏州民田，“章惇作其男名目，将朱迎等不愿出卖田产，逼逐人须令供下愿卖文状，并从贱价强买入己”(45)。受害民户愤然诣阙申诉，引起御史弹劾，章惇受到降级罢官处分：“诏章惇买田不法，降一官，与宫观差遣，侯服阕日给告。”(46)而有关地方官未能秉公执法，也遭处分：时任知州刘淑、两浙提刑莫君陈，由于“不受理章惇强买昆山民田事”，有诏“刘淑特罢祠部郎中，莫君陈罢两浙提刑，与知州差遣”(47)。一位罢官，一位降职。绍兴年间，方云翼任通州通判时，“奸赃狼籍，强市民田三十余顷，驱归业之民与之耕种”。御史中丞予以揭发弹劾，要求“重赐窜逐，庶几有以惩戒”(48)。朝廷经过数月调查核实后，诏令：“左朝散大夫方云翼追两官特勒停，袁州编管”，“坐强市民田事，有司按实故也”(49)。不仅勒令停职，还送指定地区管制。这两例表明，宋政府对强制交易田产的官员处罚较重，执法较严。亲属也不准其任职境内买田。如曾公亮初任会稽知县时，“坐父买田境中，谪监湖州酒”(50)，遭到贬官处治。
    为保护交易的公平，严禁官吏依仗权势低价购买商品。宋真宗听说“河北官吏市民物，给直不当价，令转运使以前诏揭榜戒之”(51)。对于那些触犯者予以处罚：宋仁宗时，知郓州杜尧臣因“市物郡内亏价，假富民车、牛辇瓦木以营私第”等罪行被贬。(52)淮南转运使寇平“市物不偿价”，遭到“罢所理资序”的处罚。(53)
    在交易中，官员拖欠付款有赖账嫌疑，危害了民户的经济利益，官方也会出面干涉。元祐三年(1088)，右正言刘安世弹劾新任尚书右丞胡宗愈，罪状之一就是拖欠了7个月的房租：“税周氏居第，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后至今二月终，止偿两月之直，遂致本主经官陈诉，乞差人追索及发遣起离。宗愈居风宪之长，素称高赀，固非不足于财，而税人之居不给其直。挟势贪黩，不修廉节。”(54)房主并不因为胡宗愈是御史中丞而有所畏惧，照样向官府起诉并要求其迁出。有的地方官还负责为民户向强势的官员追缴欠负，如宋宁宗时，温州有寄居官员购买土地后未能如数支付价钱：“寓官置民田负其直”，知州杨简“追其隶责之而赏所负”(55)。维护了民户的利益。在与官员的交易中，尽管民户处于弱势地位，但利益受到侵害时维权意识较强，甚至不畏权势进京向皇帝告状。如宋初将领李汉超，在河北担任地方军政长官时“贷民财而不归之，民挝鼓登闻上诉”(56)。欠债还钱，理所当然，因而理直气壮。
    三 国家对民间无主、遗弃财产的尊重与保护
    按照现代理论，私有财产权对应的是公权即国家权力，私有财产权是国家公权力的重要源泉，公权行使的重要使命之一在于保障私有财产权。(57)具体到宋代，所有问题的关键就是公权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程度如何。最具典型意义的具体情况，就是政府对户绝财产和遗弃财产的法令。私有财产权的主体是财产所有者，如果所有者死亡或逃亡，其财产便成为无主财产，但其性质仍是私有财产，官方不能擅为收缴。
    (一)户绝财产
    户绝即绝户，家长全部死亡又无男丁继承，被注销户口。(58)官府对于处理户绝财产事宜高度重视。“户绝之法，朝廷行之最为周密”，比如强调及时、高效、专人：“法有被差官五日起发，盖以防欺。故虽替移，不交与后官。”(59)被委派处理户绝财产的官员5日内要到位，而且要负责到底，即使调动职务也不能转交他官，都是为了防止舞弊和差错。
    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的《详定户绝条贯》，规定了户绝财产的处分办法：“今后户绝之家，如无在室女，有出嫁女者，将资财、庄宅物色除殡葬营斋外，三分与一分。如无出嫁女，即给与出嫁亲姑、姊妹、侄一分。余二分，若亡人在日，亲属及入舍婿、义男、随母男等自来同居，营业佃莳，至户绝人身亡及三年已上者，二分店宅、财物、庄田并给为主。如无出嫁姑、姊妹、侄，并全与同居之人。若同居未及三年，及户绝之人孑然无同居者，并纳官，庄田依令文均与近亲。如无近亲，即均与从来佃莳或分种之人承税为主。若亡人遗嘱证验分明，依遗嘱施行。”(60)户绝财产除殡葬等费用外，分为三份：一份归女儿，如无出嫁女，则分给与出嫁亲姑、姊妹、侄；二分给与同居者，包括赘婿、义子、随母男等，前提是同居时间须到达三年以上；如无出嫁女、出嫁姑、姊妹、侄，上述同居者可以获得全部遗产；如无同居者，庄田均给近亲；如无近亲，均与佃种之人。但是户绝之人生前有充分权利通过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而且不受上述分配比例的限制。到元符年间，对女儿的继承又作新规定：“户绝财产尽均给在室及归宗女。千贯已上者，内以一分给出嫁诸女。止有归宗诸女者，三分中给二分外，余一分中以一半给出嫁诸女，不满二百贯给一百贯，不满一百贯全给。止有出嫁诸女者，不满三百贯给一百贯，不满一百贯亦全给，三百贯已上三分中给一分。已上给出嫁诸女并至二千贯止，若及二万贯已上，临时具数奏裁増给。”(61)意味着女儿在其娘家户绝情况下的继承权扩大了。法规还考虑到户绝家庭有亲属在外但久无音讯，不知存亡，他们的权益也要保障：“户绝有分人在外不知存亡者，官为录其财产，其不可留者鬻之，竢其归给付。”(62)官方保留其应得份额，以俟归来领取。
    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有时更加宽松。如天圣年间，雄州民妻张氏户绝，“田产于法当给三分之一与其出嫁女，其二分虽有同居外甥，然其估为缗钱万余，当奏听裁。”宋仁宗指示：“此皆编户朝夕自营者，毋利其没入，悉令均给之。”宰相王曾、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赞扬道：“非至仁，何以得此也！”(63)私有财产是百姓辛苦创造的，尽管数额巨大，官方不能要其分毫，全部分给其亲属继承。
    从保护家庭私有财产的角度出发，为减少户绝情况，宋代法律对户绝之家规定了立继与命继制。
    立继是指家无子嗣的寡妻过继一个嗣子以继承家业，立其门户。“立继者谓夫亡而妻在，其绝则其立也当从其妻。”继子具有与亡夫之亲生子同等之法律地位，继承全部财产：“立继者与子承父分法同，当尽举其产以与之。”(64)宋代《户绝法》原规定，“若祖有子未娶而亡，不得养孙为嗣”。就是说老人的儿子未及结婚就夭折了，不可以立一养孙为继承人。宋徽宗时户部尚书刘昺表示反对：“计一岁诸路户绝，不过得钱万缗。使岁失万缗而天下无绝户，岂不可乎？”诏从其议，(65)自此可以立养孙为嗣，减少了户绝现象。
    命继是指无子嗣之家夫妻俱亡，由丈夫的近亲指定一个嗣子以继承家业，“命继者谓夫妻俱亡，则其命也当惟近亲尊长”(66)。由于命继子的指定主体是户绝之家的亲属，并非由当事家庭组成人员之意志而定，所以其法律地位不能等同于亲子或继子，只能继承绝家财产的三分之一或更少：“命继者于诸无在室、归宗诸女，止得家财三分之一”，“诸已绝之家立继绝子孙(谓近亲尊长命继者)于绝家财产者，若只有在室诸女，即以全户四分之一给之，若又有归宗诸女，给五分之一。止有归宗诸女，依户绝法给外，即以其余减半给之，余没官。止有出嫁诸女者，即以全户三分为率，以二分与出嫁诸女均给，余一分没官”(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