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户绝财产的法令同样适用于在外地死亡的无主商旅和来华外商。“诸商旅身死，勘问无家人亲属者，所有财物，随便纳官，仍具状申省。在后有识认勘当，灼然是其父兄子弟等，依数却酬还。”无亲属死者的财产由当地官府收纳，报朝廷备案，以后有直系亲属认领则须如数归还。元祐初，在广州居住数十年的外商辛押陁罗回国时被其国王处死，“家赀数百万缗，本获一童奴，过海遂养为子……所养子遂主其家。今有二人在京师，各持数千缗，皆养子所遣也”。有广州商人前往户部，认为“此于法为户绝，谨以告”。户部郎官对如此巨额钱物垂涎三尺，主张按户绝没收。长官苏辙亲自问询告状的广州商人：“陁罗死蕃国，为有报来广州耶？”曰：“否，传闻耳。”“陁罗养子所生父母、所养父母有在者耶？”曰：“无有也。”“法告户绝，必于本州县，汝何故告于户部？”曰：“户部于财赋无所不治。”曰：“此三项皆违法，汝姑伏此三不当，吾贷汝。”苏辙对郎中明确指出道：“彼所告者，皆法所不许。其所以不诉于广州，而诉于户部者，自知难行，欲假户部之重，以动州县耳。”(68)可见户绝的认定程序严格，各级机构都不能将其财产没收。乾道年间，真里富国(今柬埔寨一带)的一位大商人死于明州，“囊赍巨万，吏请没入”。知州赵伯圭却反其道而行之：“远人不幸至此，忍因以为利乎？”“为具棺敛，属其徒护丧以归。”次年，该国君主派人致谢道：“吾国贵近亡没，尚籍其家。今见中国仁政，不胜感慕，遂除籍没之例矣。”这位外商的家属在其国内“尽捐所归之赀，建三浮屠，绘王(指赵伯圭--引按)像以祈寿。岛夷传闻，无不感悦，至今其国人以琛贡至，犹问王安否”(69)。宋代官员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不仅增进了两国友好感情，还直接促进了他国对私有财产权的维护，废除了籍没法。
    (二)遗弃财产
    遗弃财产是主人外逃或被掳掠后留下的财产，以田宅等不动产为主。在主人是否死亡、能否回乡、是否收回财产等一概不明的情况下，宋政府尽可能地维护、保留其所有权。
    例如，对于河北沿边地区被契丹掳掠走的居民财产，咸平五年(1002)宋真宗诏令：“河北陷敌民田宅，前令十五年许人请佃，自今更展五年。”(70)任凭其荒废、官方不能征收赋税也要维护其独立产权不可动用，原定期限是15年，此时再延长5年。后来甚至无限延长保留年限。如景德三年(1006)诏：“河北民有先没契丹，自塞外归，识认庄田者，据敕给付，无得用编敕年限不与本主。”(71)只要有人返乡，即使超过了朝廷规定的时限，也要返还。在内地临近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州县，相同情况也是如此办理。如景德二年(1005)诏：“荆湖近溪洞州县，有没身蛮境还乡者，庄田不限年月，检敕给还。”(72)对于超过期限、依法被人佃种的土地，无论将土地整理的多好，只要原主人归来就须归还。景德年间河北转运司报告：“民田荒废者，或诸色人已占耕垦，才见种植滋茂，亲邻识认争夺。望自今应有人占射半年已上，不许识认。”宋真宗批示：“如亲邻止在本处，见请佃稍着次第而争夺者，不须施行。实曾流移，今来归业，虽已请佃，依条给还。”(73)
    南宋初百姓被掳掠、逃难的情况更多，为快速恢复生产和安顿流民，绍兴三年(1133)朝廷规定：“百姓弃产，已诏二年外许人请射，十年内虽已请射及充职田者，并听归业。孤幼及亲属应得财产者，守令验实给还，冒占者论如律。州县奉行不虔，监司按劾。”(74)允许佃种的期限大大缩短，保留产权的时间仅有10年，属于战时非正常状态的权宜之计。及至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又诏：“凡百姓逃弃田宅，出二十年无人归认者，依户绝法。”(75)将产权保留期延长至20年。
    (三)地下财物和矿藏
    另一种情况十分特殊，那就是地下不知何人埋藏的物品，被他人发现后，所有权归谁？法令明确规定：“诸于官地内得宿藏物者，皆入得人；于他人私地得者，与地主中分之。若得古器形制异者，悉送官酬直。”(76)根据土地、器物的性质不同，分三种情况处理：在国有土地中发现的埋藏物品，归发现者所有；在私人土地中发现的埋藏物品，与土地主人平分；古代珍贵文物一律送交官府，但官府要支付酬金，也即官府并非无条件地是文物的所有者，只是因为珍贵必须由官府保管研究，等于发现者卖给官府，实际上获得了转换成金钱的所有权。以上三条，既充分维护了私有财产权，也肯定了发现者的贡献。还有刑法专门惩治发现者据为己有：“诸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隐而不送者，计合还主之分，坐赃论，减三等。(若得古器，形制异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77)认定其性质与盗窃相近。
    至于地下矿藏，与土地所有权一致，在谁家地下就属于谁家所有。元祐中，莱州城东刘姓茔地发现金矿，“官莅取焉。乃发墓，凡砖瓦间皆金色也……累月取尽，地为深穴，得金万亿计，自官抽官市、匠吏窥窃外，刘所得十二三焉。京东诸郡之钱尽券与刘氏，刘氏乃一村氓不分菽麦者，得钱无所用，往来诸郡，恍惚醉饱，岁余亦死，钱竟没官，刘世遂绝”(78)。由此可知：一，刘家只有一位智力不高的男性村民，所以官方出面开采；二，开采所得分四部分：一部分是官府根据法令按一定比例抽取的类似矿产开采税，一部分必须按比例卖给官方，一部分被矿工、吏人盗窃，一部分是主人所有--只剩下了十分之二三；三，尽管数额巨大，尽管刘家唯一的主人是昏聩小民，官方仍然调集京东路各州郡所有金钱依法支付了刘家。从公权层面看，官方没有任何欺骗、轻视产权主人的行为。另一事例也发生在京东路。宋仁宗末年，密州“民田产银，或盗取之，大理当以强。”宰相曾公亮认为：“此禁物也，取之虽强，与盗物民家有间矣。”经过司法部门的讨论，决定“比劫禁物法，盗得不死。初，东州人多用此抵法，自是无死者”(79)。居民土地下的银矿属于私有财产，凡盗采者一直按强盗罪处以死刑。曾公亮认为银矿虽是私有，但当时属于禁止开采的种类，所以盗采与强盗民家财物是有区别的。自此不再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