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剥夺
    公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与保护主要是通过规范和控制公权力。私有财产权在本质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拥有财产；二是抵制非法剥夺，核心价值在于防范专制权力的侵犯。(115)具体到宋代，政权对私有财产权的剥夺包括依法剥夺和非法剥夺。
    (一)依法剥夺
    宋代官府依法对私有财产权的剥夺，主要是《籍没法》的运用。籍没是将犯罪人的全部财产乃至家属一律充公的刑罚，适用对象主要是性质严重的犯罪：“国家立法，唯胥吏犯枉法、自盗赃罪至流以上者乃许籍没。”(116)例如淳熙年间，知湖州长兴县茹骧“坐赃免真决，编管台州，仍籍没家财”(117)。后来有所扩大，如：“诸以铜钱出中国界者……三贯配远恶州，从者配广南；五贯绞，从者配远恶州。知情引领、停藏、负载人减犯人罪一等，仍各依从者配法。以上并奏裁，各不以赦降原减……其犯人并知情引领、停藏、负载人名下家产，并籍没入官。”(118)所有与携带铜钱出国有关者一律籍没家产，可谓从重惩治。
    像宋代所有法令一样，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因人、因时而异。籍没的实行比较随意，有纠正返还者，更有从严滥用者。
    纠正返还者。如宋仁宗初权相曹利用被贬并籍没家产，后来皇帝“察知利用非罪，尝还其己没财产”。但一直到宋神宗时还没有归还完毕，“尚有在京屋租、河阴、荥泽等县田，为西太一宫、洪福、奉先、慈孝等寺常住，及入左藏库金银杂物”，其孙内殿崇班宗奭请求“尽给还”。宋神宗诏“以开封府界户绝田二十顷赐曹利用家，自今毋得更有陈乞”(119)。最后这20顷地属于赔偿。嘉祐年间，荣州官盐井“岁久澹竭，有司责课如初”，承包盐井的民户无法缴纳课额，被官府强制执行，“民破产籍没者三百余家”。三司官员陈希亮仗义执言，朝廷“还其所籍”(120)。嘉定二年(1209)诏：“民以减会子之直籍没家财者，有司立还之。”(121)此为大规模的全国性纠正。
    籍没之刑一般来说并非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在当时是合法的，在现代也是合法的，即使当代西方一些国家仍有此刑。问题在于滥用，就属于非法了。
    宋代地方官的财政压力很大，由于籍没可以使地方政府迅速获得大批财物，财政危机得以缓解，所以动辄实行籍没法。这种行径至南宋尤甚，宋孝宗时中书舍人崔敦诗指责道：“籍没家财，固有成法。近来州县利其所入，遂有桀黠之人，妄乱指陈，以投其意。或称为强盗窝藏，或称非嫡嗣户绝，或侵折场务之本，或负欠豪强之财，不问何如，便皆拘籍。朝为富室，暮为穷民。且人之得罪，岂能无冤，资财既为官司之破除，田产亦为势力之贱售，后虽辨雪，难复再还，纵使多词，终成无益，子孙穷困，骨肉散亡，干阴阳之和，害忠厚之政。”(122)其后，真德秀也痛陈：“至若籍没之行，尤多滥及，盖有胥吏利其多赀而因以倾夺者矣，有闾巷平时睚眦而因以中伤者矣。夫估籍之祸，甚于刑诛。刑诛虽酷，痛止其身；赀财一空，尽室沟壑。今乃不量其重轻而骤施之，亦岂朝廷立法之本意耶。”(123)滥用籍没，对地方官而言是生财之道，对地方而言是一大公害，影响恶劣。
    上述官吏或逼迫无奈，或挟私报复，或嫉妒仇富，滥用籍没虽气势汹汹，主观上并不理直气壮。另有出于“正义”“高尚”者，颇为自得。此即“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之举。(124)如南宋后期，屡任地方官的吴渊“所至，好籍没豪横，惠济贫弱”(125)。籍没富豪财产的目的是为了以此救济贫民。为了这部分人的利益而强行剥夺另一部分人，即使其动机是善意的，也将导致恶行，使人不敢富裕的恶劣影响更严重。所谓：“以财掇祸，宁若速贫，此何等气象耶！”(126)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遭到摧残。
    为了维护私有财产和法律的尊严，朝廷采取许多措施禁止、严惩官员滥用籍没法。绍兴二十六年(1155)四月，秘书少监杨椿报告：“近年两降赦文，籍没田产之人，并令所属具情犯条法申提刑司，审覆得报方许拘籍。而所至犹有不遵赦令者，盖缘未曾立法断罪故也。望诏有司申严行下，如是违法籍没罪人财产，及不先申提刑司审覆得报，便行拘籍者，科以某罪，监司不觉察者，降一等。”要求在原有制度以外再立法惩处。(127)五月，朝廷颁布了具体刑罚：“财产不应籍没而籍没者，徒二年，即应籍没而不申提刑司审覆，及虽申而不待报者，杖一百；监司不觉察者，减一等。著为令。”(128)滥用籍没的官员徒2年，不按制度报提刑司复审以及不待批复便实行籍没的官员决杖一百，转运司等监司负连带责任，罪减一等。成为定制的法令不可谓不严，暂时遏制了滥用籍没之风，一些违法官员也被处分。如宋孝宗时，前任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知绍兴府钱端礼“籍人财产至六十万缗，有诣阙陈诉者，上闻之，与旧祠。侍御史范仲芑劾端礼贪暴不悛，降职一等”(129)。钱端礼前此曾任提举洞霄宫的闲差，因滥用籍没，被罢去知府职务，贬为提举洞霄宫并降职一等。但至南宋中后期，滥用籍没之风卷土重来，而且愈演愈烈，朝廷不得不屡屡颁布禁令：嘉泰四年(1204)：“禁州县挟私籍没民产。”(130)绍定二年(1229)诏：“户绝之家，许从条立嗣，不得妄行籍没。”(131)绍定五年(1232)诏：“诸路监司、郡守，今后齐民犯罪，不许妄行籍没。法当籍者，先具情节，取旨施行。违者越诉。”(132)先是禁止地方官挟私籍没，其实并不具操作性；继之允许户绝之家依法立嗣，不得随便籍没，但范围有限；又规定慎用籍没，事先须上报皇帝批准，否则民户允许越级上诉，等于将籍没判决权收归皇帝。此后史籍罕见有关记载，或许得以遏制。但以南宋后期的混乱与腐败政局而言，也不可乐观。
    (二)非法剥夺
    私有财产权的最大危害来自公权力。与依法剥夺以及滥用籍没比较起来，宋政府以及各级官吏对民间私有财产的非法剥夺更普遍、更严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和个别时期内属于常态，甚至可以说是制度化，这是专制体制的本性决定的。笼统地说，就是官府通过加重赋税剥削等手段巧取豪夺。
    例如，宋太宗时，“关辅之民，数年以来，并有科役，畜产荡尽，室庐顿空”(133)。宣和年间，尚书左丞宇文粹中揭露道：“赋敛岁入有限，支梧繁伙，一切取足于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蚕织皆废；山东频遭大水，而耕种失时；他路取办目前，不务存恤。谷麦未登，已先俵籴；岁赋已纳，复理欠负。”(134)残酷的剥削导致富户大多破产，民不聊生。宋孝宗时，中书舍人崔敦诗在《论州郡掊克疏》中指出：“当今州县之吏，颇成掊克之风”，除了籍没外，还有“科罚之禁”：“近来州县乃出巧谋，其有富室豪家懦子弱弟，既捃拾以负犯，遂恐吓以刑名，徐令有司开道所欲，或仓库城隍之未备，或舍馆学校之未全，逼使缮修，悉令出备，类多竭产，仅得赔偿，实出胁持，俾称情愿。破上户为下户，坏富民为贫民”；又有“受纳之弊”：“今日已极。徒缘费用之广，须资赋入之赢，纵有宽容，宁无艺极。今乃年年增长，第第加添，不恤过多，悉期取足……是以公私规图，上下克剥，合入米一石，今有至二石而可输；合用钱一文，或有至两文而未已。”(135)可谓无所不用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