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代私有财产权的流转与国家的保护
    私有财产权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合法权利的自我支配，具体表现为拥有财产和转移财产，显示着私有财产权的独立与尊严。对此处分继承权和买卖权，宋代官方依法给予积极维护。
    (一)财产的处分继承权
    继承权是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法有效的遗嘱而享有的权利。宋人对自己的财产拥有充分的处分权。
    宋仁宗嘉祐年间的《遗嘱法》规定：“财产无多少之限，皆听其与也；或同宗之戚，或异姓之亲，为其能笃情义于孤老，所以财产无多少之限，皆听其受也。因而有取，所不忍焉。”也即无论财产多少，完全听从遗嘱处置分配。后来官方想从中牟利提成，更改为：“不满三百贯文，始容全给，不满一千贯，给三百贯，一千贯以上，给三分之一而已。”即遗产300贯以下全部继承，1000贯以上无论多少最多给三分之一。对此，元祐初左司谏王岩叟上书指出：“臣伏以天下之可哀者，莫如老而无子孙之托，故王者仁于其所求，而厚于其所施。”指责“献利之臣，不原此意，而立为限法，人情莫不伤之……国家以四海之大、九州之富，顾岂取乎此？徒立法者累朝廷之仁尔。伏望圣慈，特令复嘉祐遗嘱法，以慰天下孤老者之心，以劝天下养孤老者之意，而厚民风焉。”朝廷择善而从，因此恢复了《嘉祐遗嘱法》。(29)
    宋太宗时，开封一李姓女子到皇宫前敲击登闻鼓上诉，“自言无儿息，身且病，一旦死，家业无所付。诏本府随所欲裁置之”(30)。孤女因遗产处置问题直接向皇帝求助，皇帝指示开封府按照其个人意愿处置，即官府代为执行，体现了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与保护。法律规定户绝财产收归官府，但“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31)。可见宋人对合法财产享有处分权。
    私有财产的特点就是排他性，宋代法令十分重视遗产的直系传授，确保子孙能够继承遗产，严防旁人窃取。例如，继母改嫁不准继承亡夫遗产。宋太宗诏令：“尝为人继母而夫死改嫁者，不得占夫家财物，当尽付夫之子孙，幼者官为检校，俟其长然后给之，违者以盗论。”(32)遗产须有子孙后代继承，继承者如果年幼无知，遗产由官方代为管理，成年后移交。再如赘婿不得与亲子分享遗产。宋太宗时崇仪副使郭载言：“臣前任使剑南，见川、峡富人多招赘婿，与所生子齿，富人死即分其财，故贫人多舍亲而出赘，甚伤风化而益争讼，望禁之。”朝廷批准了他的禁令。(33)另一案例比较复杂典型。宋真宗初，有场民家子与其姐争遗产的官司，姐夫的理由是：“妻父临终，此子才三岁，故见命掌赀产，且有遗书，令异日以十之三与子，七与壻。”受理此案的长官张咏审阅了遗嘱后，以酒洒地祭祀一番表示钦佩，感叹道：“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甚，故托汝，傥遽以家财十之七与子，则子死于汝手矣。”于是判决：“以七分给其子，余三给壻”，众人“皆服咏明断，拜泣而去”(34)。此案是遗产的继承份额之争。当时其子三岁，不得不托付女儿女婿代养，遗产全部由女婿掌管。优惠条件是其子成年后仅继承遗产的十分之三，余七分归女婿继承。这一遗嘱不符合法理，但实属迫不得已。张咏洞察其隐情，判决其子继承七分，其婿继承三分，确保亲子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一判决由于合理合法合情，全体服判，赢得赞扬。
    私有财产权的争夺，在民间主要体现在家庭内部的亲属之间。朝廷立法也尽可能明晰产权，如：“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35)等等。袁采深有感触地说道：“朝廷立法，于分析一事非不委曲详悉，然有果是窃众营私，却于典卖契中称‘系妻财置到’，或诡名置产，官中不能尽行根究。又有果是起于贫寒，不因父祖资产自能奋立，营置财业。或虽有祖宗财产，不因于众，别自殖立私产，其同宗之人必求分析。至于经县、经州、经所在官府累十数年，各至破荡而后已。若富者能反思，果是因众成私，不分与贫者，于心岂无所慊！”(36)分析此语，可得出三点认识。一是官方对继承财产的分家立法十分严密；二是当事人在家庭财产中另有个人的财产，私中有私；三是为多得财产用尽心机，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财力，乃至倾家荡产。财产如此巨大的诱惑，充分说明了私有财产权的普及与威力。
    (二)财产的交易权
    财产权是自由经济得以运转的最重要的条件，自由贸易的实质就是财产权的流转，财产正是在这种交易中带来财富的。宋代商业发达，交易活跃，尤其是土地合法并广泛地进入市场后，私有财产权的交易盛况空前。正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37)，激发了各阶层的活力，激荡了各阶层的变化，促进了社会加快发展。
    最能反映宋代私有财产交易权的是官方的政策法令。
    首先，允许、鼓励田地交易。作为最重要的不动产，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种物权尤为重要。均田制瓦解后，国家土地政策改为维护土地的私有产权，确认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宋太宗至道元年(995)诏云“应诸州管内旷土，并许民请佃，便为永业”(38)，即是典型事例。相应地也不再抑制兼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所谓‘不抑兼并’，本质上来说，就是承认并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允许其按经济规律进行流转配置，国家不再加以干预。如果站在产权制度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不抑兼并’无疑适应了当时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值得充分肯定。”(39)非但如此，宋政府还鼓励民间土地买卖。从建国之初的“杯酒释兵权”，宋太祖就鼓励将领们“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40)。在行政方面也有体现：“古者制民常产，今民自有田，州县利于税契，惟恐其不贸易也。”(41)主观上是为了多收交易税，客观上使土地交易得以顺利开展。相应的是立法保障：“官中条令，惟(田产--引按)交易一事最为详备，盖欲以杜争端也。”(42)详尽的田产交易法规，既说明了民间交易的频繁，更说明了官方对私有财产交易权的高度重视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