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遗失财产
    丢失的物品或发现、捡到的遗失物品，性质上仍然是原主人所有，官府负责尽可能归还。法令规定：“诸得阑遗物者，皆送随近(官)司，封记收掌，录其物色，榜于要路，有主识认者，先责伍保及(令)其失物隐细，状验符合者，常官随给。其非缄封之物，亦置它所，不得令认者先见，满百日无人识认者，没官附帐。”(80)其要点为：一，捡到遗物一律就近送交官府；二，官府登记封存，在交通要道张榜公布遗物大体品名形状以招领；三，招领者要有保人，要讲出遗物的记号之类，确属主人者官府立即交付；四，特殊物品无法封存者要放置另外场所，不能让认领者看到，以防冒认；五，期满100天后无人认领者，没收归官，登记入账。为切实保障遗失者的利益，防止被捡到者私自昧藏，法律规定：“诸得阑遗物，满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论。赃重者，坐赃论，私物坐赃减二等……私物坐赃论减二等，罪止徒二年，其物各还官主。”(81)拾到物品应于5天内交与官方，否则就等于私自藏昧，捡到的私人物品按赃物多少治罪，最高可判处徒刑二年。
    对于江河等水面漂流下的竹木物品，也有具体规定：“诸公私竹木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并积于岸上，明立标牓，于随近官司申牒。有主识认者，江、河五分赏二，余水五分赏一。非官物，限三十日外，无主认者，入所得人。官失者不在赏限。”(82)捡到者应将其堆积岸上，明立榜牌标示并向官府申报，以待认领。由于打捞水中物品有风险且劳动强度大，所以当主人认领时，在江河中打捞者以物品的五分之二为奖赏，在其他水面者以物品的五分之一为奖赏。私人物品的认领期限是30日，期满归打捞者所有。即使被大水冲走的私人财产，只要找到也能得到大半。“诸收救得无主私船，赏以官钱充。有主认者，追赏入官。”赏金为1贯。(83)打捞到无主私船，官方给予奖赏，如无主人认领则归官方，有认领者向官府支付已代支的赏金。对外商货船同样如此，元符年间户部报告：“蕃舶为风飘着沿海州界，损败及舶主不在，官为拯救，录物货，许其亲属召人保任认还，及立防守盗纵诈冒断罪法。”从之。(84)
    对于遗失的大牲畜等畜产，法令另有规定：“诸官私阑马、驼、骡、牛、驴、羊等，直有官印、更无私记者，送官牧。[若无官印]及虽有官印、复有私记者，经一年无主识认，即印入官，勿破本印，并送随近牧，别群牧放。若有失杂畜者，令赴牧识认，检实委无诈妄者，付主。其诸州镇等所得阑遗畜，亦仰当界内访主。若经二季无主识认者，并当处出卖，[先卖充传驿]，得价入官。后有主识认，勘当知实。还其本价。”(85)具体原则是：一，牲畜身上有官印者直接交官方畜牧机构；二，既有官印又有私印，期限一年后无人认领者，加印官印归官所有，但还要保护好原来印记，如私印主人来认领则予交还；三，官方收到居民捡到的牲畜，要在当地寻访主人，期限半年无人认领者就地出卖，所得钱入官，若主人来认领，还其价钱。如此则是认领的期限可以无限扩大，只要确认是主人，没有牲畜也会得到同等价钱，私有财产权得到充分保障。南宋时有关法令多有修改：“诸得阑遗畜产，官为养饲，私马限十五日，余众十日。无人认识者，估价依没官法。半年内听认识，召保三人，给还，仍理官草料钱，即已给填及卖者，给元价。”(86)牲畜的保存须养饲，耗费人力财力，马的认领期限只有15天，其他牲畜10天，无人认领者归官方，但半年内仍可认领，只是需要三位保人，还要缴纳草料钱。牲畜被出卖者则支付价钱，不会有多大损失。
    四 官民利益冲突时国家对私产的保护
    面对巨额私有财产和无主财产，官方能够保持公正维护民众利益，那么面对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官方的立场如何，不仅是一个法理问题、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道德问题。在很多正常情况下，我们看到宋代朝廷通常是以民众的利益为先，乃至不惜牺牲官方利益。
    (一)公共设施与民间田宅
    水利等公共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必然涉及附近民田，但宋代法令严禁因此毁坏民田。如维护黄河大堤即不准侵挖民间土地：“黄河诸埽修护堤道不得侵掘民田等罪，虽该德音降赦，并不原减。”即使是黄河大堤那样至关重大的公共安全设施，维修时动用堤旁民田之土也是犯罪行为，而且要严惩主管官员，即使逢德音赦免罪犯时也不宽恕，简直与“十恶不赦”接近了。一直到元祐六年(1091)，河北路都转运司申诉惩处太重，请求将“其不原减、原免之文，并乞删去”，才得到减轻。(87)
    水利设施的修建，可以说无法不占用民田，所谓：“大凡开沟渠，岂有不犯民田哉！若不犯民田而能开之者，虽史起复生，亦不知计之安出。”(88)官方一般采用购买的方式解决问题。如熙宁年间，保州庞村一带泉水密布，官方计划扩大沟渠以发展水利，“所有侵占民田，欲乞比视侧近田土，优给其直收买，委为利便”(89)。要修建水利设施，先高价购买所占民田。
    有时也有不赔偿或赔偿不够者，引起民众大批上诉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朝廷只得妥协。如元祐七年(1092)，因黄河水威胁到北京大名府，水利部门要在大名之北筑堤，新堤全长17余里，“凡民冢之当道者一百六十余所，桑枣诸木八十余本，庐井九区，当尽撤毁，期有日矣。魏人号诉于外台者，足相踵也。虽人知其非，莫有敢言者”。朝廷经重新勘察，认为水患并不严重，不必修建新堤，竟取消此役。“魏人闻诏，鼓舞相庆”(90)。
    (二)皇家、官府设施及活动与民间利益
    皇陵的修建是皇家大事也是朝廷神圣的政务，势必占用大片民田。凡用民田，都是官方购买，而且多是高价。如天圣元年(1023)，河南府报告说：巩县因建造宋真宗的永定陵，“占故杜彦珪田十八顷，凡估钱七十万”。宋仁宗诏令“特给百万”(91)。占用民田地18顷，估价钱700贯，而宋仁宗将价格提高到1000贯，显然已不是市场价了。绍圣元年(1094)，三省报告：“永裕陵三里内系禁山，而民坟一千三百余，当迁去，以便国音。”宋哲宗表示担忧：“坟墓甚众，遽使之迁，得无扰乎？不迁可也。宜再问太史，不(害)[迁]亦无所害，则毋令迁。如于国音果非便，多给官钱，以资改(藏)[葬]之费。”(92)皇帝的意思是：迁徙1300多座坟墓实在扰民，能不迁就不迁，如果真的对皇家风水不利，则须多支迁葬费用以赔偿。
    大中祥符七年(1014)，宋真宗要建造“恭谢天地坛”，占用开封18户民田。“诏给直外，赐钱三十万，仍蠲其租。”(93)朝廷除了支付价钱外，还另加30万钱的赏赐，并蠲免这些人家的税收。绍兴二十八年(1158)，安定下来的南宋朝廷开始扩建皇城，增展出故城13丈，“凡民所占，以隙地偿之，每楹赐钱十千，为改筑之费”(94)。拆迁的居民房屋，每间由官方支付10贯为补偿。次年，位于绍兴府的攒宫破土作新城门，梓宫所经由道路，因民居狭隘临时撤毁，“每楹赐钱二十千，为迁徙之费”(95)。每楹20贯是朝廷支付的拆迁赔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