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不仅有大量遗嘱实物出现，而且大批遗嘱样文开始流行。敦煌文献中，可见的遗嘱样文就有八、九种之多，[43]尽管文字长短不一，风格各异，但基本样式、主要内容与尚存的遗嘱实物都是相类似的，可以归纳为几个基本要点：一是家长在临终前有将其财产给予继承者的意愿；二是按家长意愿对家财作出各种具体分配、安排；三是要请诸亲到场见证所写遗书，并给以公证，即“遂请诸亲立此遗书”，除诸亲签署画押外，还要请有官职身份的亲友到场签署画押；四是如发生纠纷，遗书就是契约，是有效的法定文书，应以此为凭，即“后有人谤说是非，但开此凭为定，故勒斯契，用为后凭”。[44]这四个要素及精神，贯穿于所有遗嘱文书及样文中，可以说此四要素构成为古代民间的遗嘱遗产继承制度。
    遗嘱实物留存的增多与遗嘱样文的流行，反映出隋唐以后用遗嘱分配遗产已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这是随着时代演变而出现的变化。汉魏以来，门阀制度盛行，以士族为核心形成的贵族豪门拥有多种特权，他们下可控制州郡地方，上可左右朝政，之所以能形成这种力量，不仅是因其家族世代为官，还在于他们能“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45]唐长孺先生分析指出：“依倚道艺”是指依托经术，也就是通经；“刻情修容”是指在操行上刻意追求儒家所提倡的“孝义”等伦理标准，只有做到这两条即“经明行修”，才能博取声名、抬高身价，成为名士，[46]这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当然，要形成显赫的名门望族、维护家族的权势地位，就必须强调以孝义为先，家族内部团结一体，于是便出现许多家族累世同居共财的趋向。北魏弘农大族、华州刺史杨播“家世纯厚，并敦义让……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爨，庭无间言”。范阳大族卢玄一门“谦退简约，不与世竞。父母亡，然同居共财，自祖至孙，家内百口”。光州刺史崔挺，乃博陵崔氏大族，“三世同居，门有礼让”，其长子崔孝芬北魏末官至车骑大将军、吏部尚书，“孝芬兄弟孝义慈厚……一钱尺帛，不人私房，吉凶有须，聚对分给，诸妇亦相亲爱，有无共之。……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每兄弟出行，有获财物，尺寸已上，皆内李氏之库，四时分赉，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余岁”。[47]这里说的“私房”，是指同居家族内单个的夫妇小居室，反映出大家族内也存在公与私的关系问题。不过，在门阀制度下，家族成员特别关注整个家族的孝义声望与荣誉，有了高门望族的地位，在郡望、门荫的影响下，个人权益和地位也就随之而来。所以在同居共财的大家族盛行的时期，家族成员对小家庭的私利少有计较，既然世代同居共财，也不存在遗产继承问题，人们看重的是优越门第传统和血缘身份的继承，是官爵及政治地位的继承。即使在某些家庭中出现遗产继承问题，通常也是按民间传统的父死子继、兄弟均分习惯法则进行，尚未盛行专门为遗产继承立下遗嘱的社会风气。即或有先令、遗令的出现，也是涉及多方面身后事的安排，其中当然也包含家产的分配在内。
    谷川道雄指出：“名望家支配是通过名望家之家族内部公私的纠葛，公克服了私之后才得以实现的。能够超越私而从事公，可以说是具有名望家层的荣誉，然而，本来是私家，却又实现社会的公，要完全解决这种矛盾是不可能的。一旦门阀贵族制成熟，且名望家层之社会的、政治的特权固定化之后，便会忘却社会的责任，变成趋向私家以及个人繁荣和享乐的追求了。”[48]这种情形在南北朝后期已经存在，隋唐以后，随着六朝门阀制度的衰弱，人们对私财和个人繁荣的追求更加热烈，突出表现为许多同居共财大家族逐渐瓦解，分化为一些单个独立经济的小家庭，于是对家财的继承问题就越来越现实而重要。如冻国栋所分析的：“在现实生活中，'义'之伦理与家族经济生活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兄弟义居向兄弟异居的转化是一基本趋向。”[49]同居共财的大家族向个体小家庭经济体的演化，必然带来对原有家产的再分割以及兄弟纷争或家族异议，这便促使家长为针对财产作出再分配立下文字遗嘱的必要性。这也使得早期遗令中财产分配的功能一跃成为遗嘱的主要功能，甚至发展为遗嘱的唯一功能。
    到了唐五代，用遗嘱形式对家产进行再分配，已成为民间公认的形式，为适应这种现实情况的普遍需求，专用于遗产分配的遗嘱样文应运而生，并在民间普遍流行。这也与国家政权推行“遗嘱法”处理家产继承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