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有一种见解，将法定继承制与遗嘱继承制对立，认为中国古代只存在法定继承制，而没有遗嘱继承制。[56]从上文所论看，此见解并不符合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樊宏对欠债的处理，沛中富豪对遗产的安排，曹操对遗物共分的嘱咐，直到刘弘基、姚崇等人对遗产的平均分配，都是遵循遗嘱继承制精神进行的。所谓法定继承制的原则，无非就是父死子继、兄弟均分。这是人类社会由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以后，父权制统治家庭形成的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被国家所认可，并成为国家律令中的一部分，而这种法定仍以家长父权制为基础。所以，法定继承制与遗嘱继承制并非对立、而是统一的两个概念，其统一的基础就是家长的意愿。
    当遗嘱继承的内容与法定继承原则一旦发生矛盾时，国家政权则遵从的是遗嘱。法定继承制只是在家长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才能加以贯彻。当然，家长的遗嘱在家产继承上，通常都能按照兄弟均分的惯例进行分配，为的是避免引起兄弟子侄之间的争端，像前列姚崇那样“先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但是，如果家长在家产的处置上没有遵循兄弟均分的惯例分配，而在遗嘱中作了另外安排，子侄们也只有遵守，不得有异议。如樊宏放弃数百万债务，“遗令焚削文契，债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敕，竞不肯受”，诸子之所以竟不肯受，就是由于要遵从乃父的遗令。刘弘基只“遗令给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顷”，至于“余财悉以散施”，其子孙也只能接受这一现实。在历史上，尚未见用传统的法定继承方式来否定遗嘱继承权而获得成功的事例。
    应当说明的是：这里讨论的遗嘱继承或法定继承仅限于家产继承，不涉及家长生前官爵、政治地位的继承。至于继承人能否继承家父的官爵地位，并非家长遗嘱权限之内的事，因为它属于公权力的范畴，如同滋贺秀三氏所言：“封爵、食封的继承或官职的世袭等等公法上的现象，必须放在问题之外。”[57]在古代中国，这些均由封建国家来决定，即使有子孙“承荫”、“袭爵”的事实，也不是家长遗嘱所能决定的。中国古代继承制度不同于古罗马继承制，据亨利·梅因研究，在罗马，“继承权是对于一个死亡者全部法律地位的一种继承”。[58]所谓“全部法律地位”，意味着对死者官爵、权力地位及在家产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继承。而中国古代，在继承问题上，官爵、权力地位与家产是分离的，前者的继承听命于国家朝廷；后者的继承听从于家长的遗嘱。这也是中国与罗马区别之所在。
    在家长遗嘱继承高于传统继承问题上，尚须明确的一点是，此处所言的家长是指父权制下的家长。宋代判官翁浩堂对于蒋汝霖的继母将养老田遗嘱与亲生女一案，判词云：“寡妇以夫家财产遗嘱者，虽所许，但《户令》曰：'诸财产无承分人，愿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亲者，听自陈。'则是有承分人不合遗嘱也。今既有蒋汝霖承分，岂可私意遗嘱，又专以肥其亲生之女乎？”[59]寡妇作为家长进行遗嘱是允许的，但她不是父权制的家长，在其遗嘱内容与法定继承制下有承分人存在发生冲突时，这种非父权制家长的遗嘱，就得让位于法定继承制。蒋汝霖是承分人，理应从遗嘱中得到其父遗产的一部分。如果是其父的遗嘱作此安排，蒋汝霖虽是承分人，也只能默认接受，而不得有异议，关键在于不是其父而是其继母的遗嘱，因为按父权制礼法的规定：“盖夫死从子之义，妇人无承分田产……”[60]所以才有蒋汝霖对继母遗嘱提出异议之举。
    宋朝承袭唐遗言法精神，并有所发展。天圣年间，仁宗曾两次诏令：“若亡人遗嘱证验分明，依遗嘱施行，从之。”[61]到了嘉祐年间，并将此制明确为“遗嘱法”。这就使得民间用遗嘱处理家产更加有法可依。随后不久朝中有人提出，对于户绝者的遗产继承，即使有遗嘱，也要给以限制。左司谏王岩叟上奏，力驳此议。奏文透露出，有人想借修改遗嘱法的名义让国家侵占死绝户的遗产，即使绝户生前对家产继承有过交待，也要按官方的新建议处置，即家产不满三百贯文，可以全部给继承；如果家产不满一千贯，就只给三百贯；如果家产在一千贯以上，就只能将其三分之一给继承者。王岩叟认为这是对遗嘱的不尊重，非仁厚之举，请求哲宗皇帝“特令复嘉祐遗嘱法”。[62]对此，宋哲宗接纳并“从之”。嘉祐旧遗嘱法对户绝者的遗产，不论数额多少，都听从遗嘱的分付给与。
    唐宋时期将民间遗嘱纳入国家法制轨道，是以社会各阶层普遍运用遗嘱处理家财为前提的，涉及的是家庭财产的再分配，它既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安定，也关系到国家对民间田宅、奴婢、六畜及其他财物的管控及其收益，必须以律令方式加以规范管理。唐代的遗言法、抑或宋代的“遗嘱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遗产继承法。
    关于遗嘱继承高于法定继承，也反映在宋代官员处理遗嘱遗产的一些实际判例上。如曾千钧只有亲生二女，后又过房秀郎为子，“垂没，亲书遗嘱，摽拨税钱八百文与二女，当时千钧之妻吴氏、弟千乘、子秀郎并已佥知，经县印押。今秀郎生父文明乃指遗嘱为伪。县印为私，必欲尽有千钧遗产”。对此，判官吴恕斋怒斥“何其不近人情如此！”判定原遗嘱仍然有效。[63]又如“王万孙昨因不能孝养父母，遂致其父母老病无归，依栖女婿，养生送死，皆赖其力”。其父临终前将所种职田遗嘱给婿李茂先承佃，王万孙及子王有成为此诉讼十余载，判官指出：“其父之遗嘱，其母之状词，与官司之公据，及累政太守之判凭，皆令李茂先承佃。王有成父子安得怙终不悛，嚣讼不已，必欲背父母之命，而强夺之乎！”决定维持其父遗嘱，给“王有成决竹篦二十”。[64]上列的曾秀郎、王万孙均为子嗣身份，按法定继承制度，他们都是当然的承分人，理应得到遗产的全部或大部，在未得到的情况下，提出诉讼。然而，官府并未顾及他们承分人的身份，仍判其父遗嘱有效，依遗嘱内容安排遗产的继承。
    上述事例表明，中国古代不仅对户绝者运用遗嘱处理遗产，就是对非户绝的家庭也是遵循遗嘱分配家产。有学者曾对此作了肯定性论证，姜密认为：“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时期，在有承分人即非'户绝'条件下的遗嘱继承制度，是为社会习俗认可并受法律一定保护的社会现实，它表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能采取遗嘱继承方式的被继承人有严格的身份地位限制，必须是父祖尊长；二是由于家庭或家族共财制度赋予父祖尊长以支配财产的特权，因此他们也拥有一定的遗嘱自由。”她还指出：“遗嘱自由是父祖尊长拥有的财产支配特权的延伸，一旦遗嘱有违反法定继承准则之处，传统习俗也要求法定继承人加以认可。”[65]黄启昌、赵东明对宋《名公书判清明集》有关遗嘱继承的判例作了统计，“粗略统计共有22个判例牵涉到遗嘱，其中与财产继承直接相关的19个……说明了宋代遗嘱继承绝非个别现象”。同时还指出：“遗嘱继承有高于法定继承的效力，甚至有法定继承人，也可以遗嘱给他人。”[66]这些见解完全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是能够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