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宋遗嘱制度的新发展
    如前所论，早期的遗令是亡者对身后事的各种交待，涉及死后入殓下葬、身后人和事的安排、对子孙的教诲、对家产的分配等等。从史籍记载看，更多的是对死后如何安葬者居多，纯属家庭内部事务，只要子孙遵守就可以了。如果不涉及家产分配、另立门户，此类遗令也无须经官公证。遗令这种自由度较大的状况，大体一直延续到唐代，唐高宗朝陈子昂《梓州司马杨君神道碑》载：“遗令薄葬，不藏珠珍。《孝经》一卷，《尧典》一篇，昭示后嗣，不忘圣道。即以某年月日，葬于西岳习仙乡登仙里西麓，遵遗令也。”[67]梓州司马杨越临终遗令，除薄葬和葬地外，留给子孙的是《孝经》一卷、《尧典》一篇，为的是使之不忘圣道。这与后来玄宗朝的姚崇遗令属于同一类型，不过由于载诸史册，姚崇的遗令内容使我们知道得更为丰富罢了。总的来说，这种内容广泛多元性的遗言，都称之为遗令，是早期遗令传统的一种延续。
    隋唐以后，遗令大多集中于遗产的继承分配，而且称谓也发生变化，或称之为遗书，或称之为遗嘱。不论是高昌国时期的遗言文书，还是敦煌所出的遗书或遗书样文，都是对田宅家产的分配，在遗书或遗嘱中不再提如何安葬，身后其他事务安排等事。这种演化不单是由“遗令”到“遗嘱”词语上的变化，而是一种制度的演进，是一个时代性的变化，它除了前论的门阀制衰弱因素而外，还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动紧密相连。
    首先是封建土地制度在中唐发生大的变化，封建土地制由原来国家土地所有制为主导的地位，转变为以私有土地所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其标志就是唐德宗朝在全国推行的两税法，国家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合法地位，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68]国家公开承认社会的贫富差别，而贫富则是以占有田亩土地的多少来划分的，这必然促使人们对获取土地产生更大欲望，加之土地买卖、转让的合法化，使得土地所有权的流动转换加快，于是在田宅等遗产继承问题上，也成了人们激烈争夺的焦点之一。解决问题的较好办法就是父祖先辈利用自已家长的权威地位，用遗嘱方式对田宅财产预作继承分配，避免子孙后辈为遗产而出现纷争，如敦煌文书斯0343号《析产遗嘱样文》：“所有城外庄田、城内屋舍、家活产业等，畜牧什物，恐后或有不亭、争论偏并；或有无智，满说异端，遂令亲眷相憎，骨肉相毁，便是吾不了事。今闻吾惺悟之时，所有家产田庄畜牧什物等，已上并以分配当自脚下。”[69]文中所言的“恐后或有不亭”，是说恐怕日后有不平均、不公正；“争论偏并”是指偏向给谁多、给谁少之争。如发生这类事，就会出现“亲眷相憎，骨肉相毁”，这是先辈最放心不下的事。正是基于这一目的，遗嘱内容也由原来的多元化演变成单一的经济内容，即财产继承及分配成为遗嘱唯一的内容，当然，这并不排斥后来具有多元内容遗嘱的偶尔出现或存在。
    其次，随着封建私有土地制的大发展，中唐以后的封建商品经济也进一步活跃。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多地运用契约形式规范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遗产继承权也属于一种经济利益的权利，载明遗产继承文字的遗嘱，也被当成一种契约约定，不仅被民间广泛加以运用，而且官方对此也很重视。如前列唐代《丧葬令》，对绝户财产处理时所说“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的令文，就对遗嘱继承的内容给以特殊定位，把遗嘱紧紧与财产继承联结在一起，由此也就形成遗嘱由先辈的一般性的嘱托、期望向单一的财产转移契约的转变。
    既然是契约，就应有契约文据的要求，唐代的遗书通常要请诸亲到场见证签押，即取得公认才能有效，如前列尼灵惠的“唯书”中，参与签押的有弟、侄男、外甥及官员个人；崇恩析产遗嘱中，参与签押的有表弟、侄、侄女夫和几位带官职的侄等。到了宋代，这种公权力的介入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民间亲友的公证升级为国家的公证，即除亲属公认外，还必须经官府勘验押印、给以公凭，其遗嘱才算合法有效。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对王万孙一案判词，对其父遗嘱的有效性举证说：“其父之遗嘱，其母之状词，与官司之公据，及累政太守之判凭。”[70]所谓“官司之公据”，乃是指立遗嘱后将文本投向官府，请求勘验给印，又称之为“投印”，[71]只有具备官司之公据，遗嘱才能成为合法文本。又如对《僧归俗承分》案中“缪氏子母不晓事理，尚执遗嘱及关书一本，以为已分析之证”事，判官翁浩堂在判语中指出：“不曾经官印押，岂可用私家之故纸，而乱公朝之明法乎？”所言“公朝之明法”，即国家已有明确法令规定：遗嘱须经官府印押方始合法。再如《父子俱亡立孙为后》案中，建仓的判词中有言：“设果有遗嘱，便合经官印押，执出为照。”又判官翁浩堂在《鼓诱寡妇盗卖夫家业》案中，其判文写道：“在法：'诸财产无承分人，愿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亲者，听自陈，官给公凭。'……今徐二之业已遗嘱与妹百二娘及女六五娘，曾经官投印，可谓合法。”[72]此数例司法实践及其所据，再三证实宋代的遗嘱必须遵照国家的遗嘱法规定办理，即遗嘱须呈官印押，变为官给的公凭才算合法。如此一来，遗嘱继承制也就成为社会性制度中的一部分，此时的法定继承人概念已完全不是早期传统民间习惯法中的“法定继承”，而是由遗嘱所确定、经官投印、由国家认可的合法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