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弗雷德里克·马丁在对包括戴德姆在内的63个新英格兰小镇进行研究后，于1991年出版了《荒野里的利润》一书。他发现很多17世纪的殖民地小镇在创建之初就为谋利的创业精神所驱动，而这种精神是“在社会和文化上都能被接受的一种实际需要”。不仅如此，很少有地方是所有的居民都是未划分的土地的所有者的，也很少有地方是所有的成年男性都有选举权的。这种在经济和政治权利分配上存在的不平等使这些镇的居民彼此离异，成为众多冲突的原因。马丁还发现，大多数镇都是由土地公司提供定居资金，握有镇的土地所有权，控制着镇民大会，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当史学家认为新英格兰乡镇的土地制度具有社区性时，他们是将股东之间的友情关系错误地看作是乡镇居民之间的友情关系。当他们认为镇民大会具有平等性时，他们是把很多事实上的股东民主制称之为‘乡镇民主’。”如果说戴德姆在新英格兰乡镇中具有代表性的话，那么马丁的研究表明，它是一个既有社区心态又有商业心态，既有宗教心态又有生意心态的地方。新英格兰乡镇所呈现的并非只是社区至上的单一面孔。[35] （p3～4，294～304）
    至于新英格兰正统清教殖民地模式在所有英属北美殖民地中的代表性，则在美国著名殖民地史专家杰克·P. 格林1988年出版的专著中遭到了挑战。诚然，当格林对过去20年的殖民地社会史研究进行综合时，他并不否认新英格兰的农业乡镇具有家长制、社会平等、排他性宗教、社区统一和鄙薄商业谋利的传统社会的特点，也不否认这种正统清教社区后来由于商业化的冲击而走下坡路的所谓“沉沦”模式在解释新英格兰殖民地社会的某些发展上仍然有效，但是，他认为，能代表其他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并不是新英格兰的“沉沦”模式，而是切萨皮克地区的“发展”模式。在格林看来，切萨皮克地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充满活力、松散、开放、个人主义、彼此竞争、等级分层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后来由于人口与经济的增长、奴隶制的建立和本地出生的社会上层的形成，它才逐渐有了社区感、凝聚力和稳定性。因此，切萨皮克地区走的不是新英格兰从“gemeinschaft”（社区）到“gesellschaft”（社会），从邻里精神到个人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沉沦”之路，而是从简单到复杂、从混乱到有序、从初始到成熟的“发展”之道。以“沉沦”模式为一极，以“发展”模式为另一极，新英格兰和以切萨皮克为代表的其他英属北美殖民地在17世纪后期开始出现向中间靠拢的趋同倾向，变得愈来愈像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上走在前面的母国英格兰。这就是一些殖民地史学家所说的“英国化”的过程。[36]
    从以上3位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如果说有利于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在新英格兰和其他英属北美殖民地还没有完全左右社区的走向的话，那末它们的存在和对社区的影响则是没法否认的事实。至于殖民地时代市场经济和商业化的发展，则更是给当时的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远非强调家庭生产模式的社会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步履维艰。亚当·斯密在美国独立的前夕就曾经指出：“一个文明国家的殖民地……在走向财富和强大方面比其他任何人类社会都快得多。”[37] （p5）英属北美殖民地便是如此。由于缺乏当时的统计数据，经济史学家们用以估算殖民地经济增长的最好指数就是人口。这样推算下来，后来成为美国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在1650～1770年的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3.5％，7倍于同一时期的英国（不到0.5％）。[37] （p57）更重要的是，商业和贸易在殖民地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詹姆斯·F. 小谢泼德和加里·M. 沃尔顿估算，1768～1772年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平均每年人均出口值占人均总收入的11％～13％；如果加上船舶出口值和与出口有关的隐形收入（保险、信贷等商业服务等），则占人均总收入的14％～16％；如果沿海贸易的出口值也加上，那人均出口总值要占人均总收入的17％～19％。这个比例在殖民地早期可能会更高。[37] （p85～86）由此可见，当时人受市场经济和商业化影响的程度是相当大的。
    就是在新英格兰的农业地区，即社会史学家认为“道德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威尼弗雷德·B. 罗滕伯格的研究也证明，原始市场在1750年以前就有了，而到了1785～1800年间，美国革命后出现的劳动力、农产品和资本的地区和跨地区市场，已经使马萨诸塞的农业和农场家庭居于其统治之下。不过，由于缺乏1750年以前的价格数据，罗滕伯格承认不能排除当时存在“道德经济”的可能，但她断言“道德经济”模式不适用于1750年以后的马萨诸塞农村乡镇。[26] （p54，243）另外，格洛丽亚·L. 梅因和杰克逊·T. 梅因在他们1999年发表的论文中，利用殖民地时代一些样本地区和样本县的遗产检验记录及账本上的数据资料进行计算，证明新英格兰并不像很多学者所说的是一个因冬天长和土地贫瘠而使农户只能勉强维持其生计的地方。据他们统计，在1661～1674年之后的100年里，新英格兰活着的遗产检验类财产持有人的人均财产总值翻了1倍，年增长率（以年复合率计算，下同）为0.84％，人均净产值的年增长率则为0.8％。这两个增长率对于前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来说应该是不错的。[38] 两位学者认为，导致新英格兰农业经济长期保持增长的因素包括：（1）农场主已开发土地的增加速度超过了农户人口增加所产生的维持生活与提供就业的需要；（2）劳动专业化、人口密集化和运输成本减少使效率的提高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农产品市场的发展超过了史学家过去的估计。1675～1748年渔业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沿海居民点的城市化使得愈来愈多的城镇人口成了农产品的消费者。马萨诸塞一些县的城镇人口比例在1765年达到37％，甚至46％。到1770年，罗德岛的人口有23％居住在普罗维登斯和纽波特。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等6个城镇的居民在1774年占殖民地人口的20％。除了消费者人口的增加扩大了市场以外，1691年开始的纸币发行也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效率，而殖民地信贷包括票据、债券、抵押契据等在18世纪的稳步增加则使市场活动有了更大的灵活性。[38]
    殖民地时代市场经济与商业化获得迅速发展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最近20多年来学者们关注的所谓18世纪的“前工业时代的消费者”和“商品帝国”。卡罗尔·沙玛斯对1660年到美国革命前殖民地的遗产清单的研究表明，殖民地家庭并没有如人们想像的那样比英国家庭更多地从事自给自足的生产。他们实际上比英国人更符合“前工业时代消费者”的称谓。据沙玛斯估计，在美国革命前夕，一个殖民地的人均收入也许有30％要用来从这个殖民地以外进口商品，其中75％都是消费商品。这个进口比例之高超过了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39] （p59～64，292）正是由于每年进口商品的增加，尤其是18世纪40年代开始，英国商品潮水般涌入北美殖民地，T. H. 布林认为，几乎所有的殖民地人到1750年都被纳入了这个“商品帝国”。他研究了当时旅行者和政府官员记述的殖民地人市场行为的变化、博物馆里的收藏、考古学家的发掘、殖民地时代的遗产清单、殖民地报纸上的广告和英国海关的分类账后发现，这6个方面的证据都说明，英属北美殖民地人在18世纪中叶在物质文化上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消费者”。在布林看来，正是殖民地人在18世纪中叶积极参与市场消费的这种共同经历，提高了他们对英国的认同感，觉得自己应该享有大英帝国为所有臣民提供的商业繁荣、军事保障和个人自由。然而，也正是殖民地人这种日益增加的消费使得当时的英国人认为他们奢华和富足，从而在七年战争后要对他们征税，促发了最终导致美国革命的反抗。如果说殖民地人在其他方面难以求同的话，那么他们作为“商品帝国”的消费者倒是使他们比较容易地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抵制英货也就成了他们建立信任的基础。这样，布林在2004年出版的新著《革命的市场》中就不仅为我们勾画出了18世纪中叶英属北美殖民地市场经济在“商品帝国”中的迅速发展，而且从消费者政治的角度为美国革命的起源做出了新的解释。[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