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一个大改革的时代，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张居正改革。历史发展到了16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明朝财政来看，改革没有设立专门机构，户部的规模也没有明显扩大，但是，基本制度发生变更的基石已经奠定，这种基本的制度变迁瓦解了明朝前期的财政体系，也瓦解了明朝前期的社会基层组织结构，乃至明前期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治理机制。
    归纳起来，对于张居正改革需要重新诠释，这一改革有一个半世纪赋役改革的前期准备，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有理念变迁的先行，张居正改革表明明代改革进入了突进阶段，其内涵绝不仅是赋役制度或者田赋制度的变化，而是意味着旧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国家治理模式的深刻变化；改革标志着古代财政体系向现代货币财政体系的转型，重要的是，财政是国家的命脉，财政体系的转型意味着国家的转型。《会计录》印证了国家财政体系转型的过渡形态；清丈田粮是推行改革--财政体系转型的根基；从《会计录》到《赋役全书》，见证了财政体系转型的艰难与成功。
    以往对于白银的探索主要是一种静态研究，白银货币化研究把白银与社会变迁全过程联系起来，在白银货币化过程中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动与社会转型。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有了新的突破，白银货币化--中国经济货币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财政体系的转型，将研究推进到国家的转型。笔者的认识也从以往晚明社会变迁向近代社会转型，更推进了一步，提出晚明是中国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开端的观点。无论是国家的转型，还是社会的转型，转型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
    16世纪末张居正改革得益于三方面条件：一是顺乎民心，以民为便，具有社会基础；二是坚持贯彻了传统均平原则；三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关于张居正财政改革及其意义，可以归纳为下面六点：
    第一，改革明确了白银货币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不仅形成了以白银为计量标准的国家财政总体估算，而且出现了实物与白银货币的二元财政结构，并显示出以白银货币为财政收支主体，从实物税向货币税全面转变的财政发展总趋势。
    第二，通过清丈田粮，一条鞭法统一征银的具体操作得以在全国实现，奠基并构成财政整体性框架的重建--新的财政体系雏形已现。
    第三，最终奠定了明代中国银本位的事实，也就是最终奠定了白银经济在中国的地位，这一白银经济对于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深远，一直持续到1935年，才告结束。
    第四，由此明代中国在财政上开始清除历史上存留的原始性，古代徭役制度走向衰亡和变异。
    第五，明代中国开启了现代的货币财政，也开启了现代货币财政管理体制。
    第六，晚明财政体系的转型，标志着中国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
    总之，晚明中国进入了一个由货币商品经济发展启动的大动荡、大转折、大变革时代。危机与转型是时代赋予的特征，张居正改革前面临的危机不仅是财政危机，也是统治危机；张居正改革后转型的不仅是国家财政体系，而且是中国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处于时代拐点的张居正改革的意义正在于此，而我们则面临一个重新全面认识明代历史的过程。
    ①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页。
    ②田澍认为：“明朝中后期的改革不是始于传统所认为的万历初年，而是始于嘉靖时期，因为永乐之后的正德、嘉靖之际出现了由大礼议而引起的明朝最彻底的一次人事更迭。”(《嘉靖革新视野下的张居正》，《学术月刊》2012年第6期。)
    ③参见拙文《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学术月刊》2007年第5-6期。
    ④财政部办公厅、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惊心动魄的财政史(总报告)》，《经济研究参考》2009年第40期。
    ⑤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十六《陈六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54-459页。
    ⑥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十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第483页。
    ⑦笔者曾以诏令为中心，考察明初政治过程实态，探讨明代政治体制的建构与重构，参见《明初政治新探--以诏令为中心》，《明史研究论丛》第九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