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将“丈田”看得如此之重，引用春秋时期政治家郑国子产“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名句来明志。“生死以之”之典出自《左传·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其后福建左布政使劳堪被任命为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奉旨稽核，履亩丈量。万历八年(1580)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劳堪上闻，“部覆谓宜刊定成书，并造入黄册，使奸豪者不得变乱。上可其奏”(22)。同年十一月，户部根据诏令，拟定《清丈条例》，作为法令颁行天下。这一条例在改革中具有重要地位，现录内容如下：
    一明清丈之例。谓额失者丈，全者免。
    一议应委之官。以各布政使总领之，分守、兵备分领之，府、州、县官则专管本境。
    一复坐派之额。谓田有官、民、屯数等，粮有上、中、下数则，宜逐一查勘，使不得诡混。
    一复本征之粮。如民种屯地者，即纳屯粮，军种民地者，即纳民粮。
    一严欺隐之律。有自首历年诡占，及开垦未报者，免罪。首报不实者，连坐。豪右隐占者，发遣重处。
    一定清丈之期。
    一行清丈磨算之法。
    一处纸札供应之费。
    明神宗批准举行：“令各抚按官悉心查核，着实举行，毋得苟且了事，反滋劳扰。”(23)
    由此，在全国各地揭开了清丈田粮的序幕。清丈之议，小民实被其惠，而不利豪宦之家。丈田的目的是清查隐田，不免触动勋贵、官宦、豪绅的利益，引发他们群起抵制。对此，张居正以坚定的信心开展清丈运动。他写信给山东巡抚何来山：
    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时徒为虚文耳。已嘱该部科，有违限者，俱不查参，使诸公得便宜从事。(24)
    朝廷敕各该抚按：“丈田均粮，但有抗违阻挠，不分宗室、官宦、军民，据法奏来重处。”(25)
    《清丈条例》八款颁行天下，是整顿财政的重大举措，当时规定了各级官员的职责及其完成期限。万历九年(1581)七月，河南获嘉知县张一心所报招垦人户田地俱抄写旧册，即以旧册数字报充清丈数字，被指为“虚文塞责，着降俸二级管事”(26)。同年十二月，松江知府阎邦宁、池州知府郭四维、安庆知府叶梦雄、徽州掌印同知李好问“以清丈亩怠缓”，“各住俸，戴罪管事”(27)。
    清丈田粮是财政改革统一征银的基本前提条件，难怪张居正对全国的土地清丈极为看重，不仅作为政令颁于全国推行，而且他本人对清丈的意义有着明确阐释：“此举实均天下大政。”(28)在《答山东巡抚何来山言均田粮核吏治》中云：“清丈事，极其妥当，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办纳，小民如获更生。”(29)乃至重复春秋时期政治家子产“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话，表达改革的决心(30)。这是一个改革家在重大决策中的选择。无疑，他当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清丈田粮是一条鞭法或其他一系列名称的赋役-财政改革的基础，没有清丈，赋役合并与统一征银都将失去根基，均平赋役也就无法实现。因此，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是财政，而他的财政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不是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而是在全国推行清丈田粮，从而完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规模和实效的全国土地调查。这次土地清丈影响深远，王业键先生曾评价：清帝“将万历年间的税额，特别是此时期编制的《赋役全书》，作为确定田赋和劳役的依据。因此，当时参照的原额就是万历年间官方统计中的面积”(31)。
    学术界一般认为“清丈田粮”的目的，是制止土地兼并，堵塞偷漏，保证田粮额度的完纳，“原额可惭复”。这是表层的意义。我们不应将问题简单化，还应该看到明代财政的“钱粮”主要出自田亩，但此时的“钱粮”实际已徒有其名，已经越来越多地经历了货币化，变成了白银的现实。张居正对此是心知肚明的。重新认识张居正改革，我们应该看到在全国清丈土地的背后，不仅是保证税粮原额的不失，消除贵族地主的土地兼并，而且应该看到推行全国清丈的奥秘，还表现在清丈背后统一的计亩征银上。正是在清丈推行全国的前提下，一条鞭法在全国才能够水到渠成，这样才有可能彻底改革原有的统一的实物财政体系，也就是以统一白银货币作为财政计量标准和财政收支主体，建立一种全新的中央集权货币财政体系。这是实施标准化管理的根本大计。以往认为的所谓万历九年(1581)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既无朝廷法令可见，又无张居正文集及其奏疏可以佐证。揆诸历史事实，揭示历史上被遮蔽的真实，在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白银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流通货币，白银货币在财政上也已被安之若素，视为当然。司空见惯的事物往往遮蔽人们的眼睛，令人熟视无睹，当时人不必明言，后人要探明真况，就得深入历史的细部，回到历史发生的语境。《清丈条例》的全国颁布，使一条鞭法随之遍行。在此，我们可以切实认识到张居正作为杰出改革家的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