⑧[日]清水泰次：《中国近世社会经济史》，东京：西野书店，1950年。
    ⑨需要说明的是，除了这部明朝万历初年的《会计录》，在近三百年后的清代光绪元年(1875)，才出现李希圣纂《光绪会计录》，仅有三卷；又光绪二十七年(1901)刘岳云编《光绪会计表》，也仅有四卷，二者均为个人所编，与《万历会计录》由户部编纂颁布全国一体遵行的国家财政总册，在性质和规模、内容上不能同日而语。
    ⑩此处对于这部明代户部编纂的大型中央财政册籍，我们采用了财政总册的称谓，而没有采用预算书的说法。我们认为，财政学是现代国家财政活动的理论抽象，与古代国家财政具有相当的距离。运用财政学的理论方法，将明代财政置于“国家预算”架构中考察，是将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直接套用到古代财政史研究中，难免出现较大的偏差。
    (11)《明会典》卷二十四《税粮》一至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1、168页。
    (12)《万历会计录》卷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影印万历十年(1582)刻本，上册，第21-22页。
    (13)以往明代财政史的研究，几乎所有论著和教科书都集中于一条鞭法的研究与认识上，以为赋役合一、统一征银是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笔者认为赋役合一的趋势早已有之，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但是统一征银，则是史无前例的，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
    (14)《明世宗实录》卷一二三“嘉靖十年三月己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2971页。
    (15)参见拙文《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
    (16)秦晖在《农民“减赋”要防止“黄宗羲定律”的陷阱》(《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1月3日)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总是将旧的苛捐杂税归并统一征收，以图减少加派之弊。但是改税后，随着统治者的需求，又生出新的加派名目，每次赋役改革，就成为加征加派事实上的承认，简化征收，成为此后加征的起点。随着加派日繁，又开始孕育下次的改革。”
    (17)《会计录》中主要数字是万历六年(1578)的。赖建诚先生对于1461万有奇之数，明确提出“也不知如何折算成此数”，并说：“依《会计录》的书写方式，大概不易计算出确切的盈亏额。”而赖先生“所得的结果，与《会计录》的结语相反”。以为“万历六年的银两收支，在中央政府(国库)方面是有盈余的”。见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41页。笔者认为，当时已有以白银为计量标准的财政账目存在，赖先生与明朝人自己所说相反的结果，又如何能是历史的事实？
    (18)张居正：《张太岳集》卷四十六《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第578页。
    (19)《万历会计录》卷五，上册，第195页。
    (20)《明神宗实录》卷八十一“万历六年十一月丙子”，第1732页。
    (21)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十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第383页。
    (22)《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万历八年九月庚辰”，第2031页。
    (23)《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万历八年十一月丙子”，第2050-2051页。
    (24)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十三《答山东巡抚何来山》，第419页。
    (25)《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万历九年五月庚午”，第2141页。
    (26)《明神宗实录》卷一一四“万历九年七月乙丑”，第2164页。
    (27)《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九“万历九年十二月乙未”，第2224页。
    (28)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十三《答江西巡抚王又池》，第422页。
    (29)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十三《答山东巡抚何来山言均田粮核吏治》，第4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