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1582)，京畿、保定、蓟辽、山西、大同、宣府、应天、浙江、广东、广西、凤阳、淮安、山东、河南、湖广、四川、陕西，陆续上报清丈完成。次年，宁夏、甘肃、云南也告完成，至此，中国古代一次重大的清丈运动告竣。通过清丈奠定了赋役-财政改革的基础，全国十三布政司和南北直隶，以及大同、蓟州、宣府、辽东等边镇，共增地亩1828542.73顷，约占万历六年(1578)全国地亩总额7013976顷的26%，说明万历清丈的结果是显著的(32)。
    重要的是，通行丈量田亩这一全国性的国家决策，为财政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只是看到清丈是为了均平赋役，充裕国家财政收入，那显然是不够的。归根结底，张居正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学界一般认为是推行一条鞭法；而一条鞭法的意义，梁方仲先生称为“可以说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33)。林丽月先生认为：“清丈田亩与推行一条鞭法，俱为江陵当国期间经济改革的荦荦大端，对万历初年财政之整顿，贡献极大。”(34)进一步说，对于财政整顿的贡献，比田赋制度更为深广的，是清丈以后达成的统一计税征银的结果，遂使财政体系从实物税全面转向货币税，从而促成了中国古代财政体系的全面转型。就此而言，这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次财政大改革。
    还应该提到的是，迄今为止徽州文书中存在大量散在的万历以降的明代税票。笔者曾根据所见徽州文书中的税票，对于明代税票的历史、税票名称的出现过程、税票出现的背景、税票的主要分类、基本内容、基本特点、主要功能作了初步考察(35)，认为明代万历年间税票的出现及其多样性的特征，与张居正财政改革密不可分。税票首先是从杂税的契税发展而来，直至包括了财政赋税改革实行一条鞭法后赋役合一、统一征银的所有税收征收与纳税的凭证，是明代赋税征收交纳白银货币的真实见证，也就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明代财政赋税改革历史实态的第一手资料，值得进一步研究。
    财政为庶政之母，就制度变革而言，在革故鼎新的过程中，财政变革显然是张居正改革的核心。而大力收集准确的财政数据可以视为改革的前提，如此看来，张居正的财政改革首先奠基于《会计录》，其次奠基于清丈田粮。在全国清丈的基础上，旧有财政体系转轨，全面转向货币财政。
    我们认为，历史上不存在张居正向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清修《明史》的高度概括再次误导了后人。但《明史·张居正传》赞曰：“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无干济才。”(36)这段评价一语中的。“通识时变，勇于任事”，张居正“通识”的所谓“时变”，正是白银在社会流通领域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前此一个半世纪改革量的积累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他迈出了全面改革的关键一步--在清丈基础上推进国家财政的全面白银货币化，从而为白银货币最终形成财政主体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就是在明代中国促成了现代货币财政的开端。
    三、改革的实效：《赋役全书》所见财政体系的转型
    通过系统整理《会计录》以窥测明代财政的全部结构，我们得以了解张居正力图摆脱财政困境、明朝人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如果再来看清丈在全国推行的结果，便会更清楚张居正的目标与良苦用心所在，从而对于明代赋役--财政改革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考察现存明代《赋役全书》，最早为万历年间刊印(37)，是张居正改革后之产物。清丈之后，全国各地官方编纂《赋役全书》定为制度，至明末遍及全国，完全制度化了。张居正改革后，黄册制度已经弃置，明代赋税征收秩序的全面整顿，是通过重新编纂《赋役全书》来体现。《赋役全书》是全国各地赋役税则和税收法规以及具体征收数额之汇编。作为征收赋税法律文书，《赋役全书》起着规范和制约社会经济关系的作用，改变了明前期基层社会的赋役运作方式。在万历年间《赋役全书》中如此记载：
    司有各府之总，府有各县之总，县照册以派单，民照单以纳银，纲举目张，条分缕析。外如鱼油课钞、商税麻铁、屯粮子粒，悉附于内，至详至备，一览了然，诚全书也。(38)
    重要的是，其中已经全部规范为征银的序列，可以看到以实物为基准的标准不变，而在实物数后，一律是“该银”若干，也就是说，在全国各地官方财政册籍中，全部以白银作为财政的计量标准，也全部是以白银作为财政征收形态了。《会计录》中所显示的计量标准的混杂现象，在《赋役全书》中一扫而光，成为清一色的白银计量和征收，形成了标准化的征收与管理。根据文献记载，到万历后期，即使一些地方仍不免有实物征收，但以白银作为统一的计量单位，是以排山倒海之势遍及全国的。实际上，《赋役全书》是全国各级地方官吏汇总档案资料，编纂而成的一种官修赋役册籍。天启五年(1625)四月，户科给事中张士升题议：
    请饬各省抚按与一二良有司，将《赋役全书》细加研核，何项为必不可已之需，何项为得已之派。即将可已者抵充派饷，而奸胥无所窦，钱谷亦得清楚矣。(39)
    崇祯元年(1628)起用毕自严任户部尚书，在任期间启动重新汇纂《赋役全书》之事。其《度支奏议》中有云：“夫《赋役全书》，肇自条鞭法始，距今已四五十年矣。”崇祯二年(1629)正月有给事中等朝臣题议“通造《赋役全书》”事，由户部议请行文“各省直、抚按、司府将原刻成书刷印三部，解进磨勘，以防脱落差讹之弊”。毕自严《清赋开列条款备陈划一之规疏》述编纂之详，是清丈后全国都已通行编纂《赋役全书》的明证。由于当时各省直送到户部的《赋役全书》“规划不一”、“碍难汇编”，所以兵部主事周梦尹上题本“为赋役册式，既呈，专官督造”。毕自严申饬各地有八，其中，“钱粮之规宜明”云：“某地系某则，应该粮米若干斗升，该科银几分几厘，须开载明白”；“新旧之粮额宜晰”云：“省直钱粮既有则例，当以万历初年赋额为准，从前钱粮，每石纳银几钱几分，后于某年因某事每石增银几分；又于某年因某事又增银几分，合旧额共增若干。”都须明白记载(40)。这充分证明了直至明末赋役以银计并征纳的制度化是一个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