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计录》到《赋役全书》，明代财政正在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不仅是财政会计主体的转型，更是整个财政体系的转型。万历后期《赋役全书》的大量出现，《赋役全书》作为改革的产物，是在明代黄册制度败坏殆尽以后国家确立的征收赋税的新依据，标志着明代以实物为主的中央集权财政体系已经历了从以实物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的全面转型，这是中国二千年前所未有的财政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历史事实证明，这是在世间已无张居正以后不过几十年的事情，不由得我们不为张居正改革的实效及其深远影响而赞叹。我们认为，历史并非如既往所认识的，张居正改革人亡而政息了，相对王安石变法而言，张居正改革是极为成功的。
    清承明制，保留了这种财政册籍的编纂，也是张居正改革没有人亡政息的见证。清朝延续明朝的做法，以《赋役全书》为指导各省府州县赋税实际征收的直接依据。顺治初年，下令各省拟定《赋役全书》，订正旧籍。顺治十一年(1654)，下令自十二年“汇造全书”。至顺治十四年(1657)，户部裁定各直省《赋役全书》，顺治帝特下长篇谕旨，云：
    兹特命尔部右侍郎王宏祚，将各直省每年额定征收起存总撒实数，编列成帙。详稽往牍，参酌时宜。凡有参差遗漏，悉行驳正。钱粮则例，俱照明万历年间。其天启、崇祯时加增，尽行蠲免。地丁则开原额若干，除荒若干，原额以明万历年刊书为准，除荒以覆奉俞旨为凭。地丁清核，次开实征，又次开起存。起运者，部寺仓口，种种分晰，存留者，款项细数，事事条明。至若九厘银，旧书未载者，今已增入。宗禄银，昔为存留者，今为起运。漕白二粮，确依旧额。运丁行月，必令均平。胖袄盔甲，昔解本色，今俱改折。南粮本折，昔留南用，今抵军需。官员经费，定有新规。会议裁冗，改归正项。本色绢布、颜料、银、殊、铜、锡、茶、蜡等项，已改折者，照督抚题定价值开列。解本色者，照刊定价值造入。每年督、抚再行确查，时值题明，填入易知单内，照数办解。更有昔未解而今宜增者，昔太冗而今宜裁者，俱细加清核，条贯井然。后有续增地亩钱粮，督、抚、按汇题造册报部，以凭稽核。纲举目张，汇成一编，名曰《赋役全书》。颁布天下，庶使小民遵兹令式，便于输将；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敛。为一代之良法，垂万世之成规。(41)
    清朝对于“钱粮则例，俱照明万历年间”，即清初赋税征收额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册籍所载内容为基本依据，清廷在顺治年间完成了各直省的赋役改折，除漕粮和军米仍征本色外，其余一律折银征收。折色银占主要地位(42)，以及沿袭明末《赋役全书》的编纂，均可视为张居正改革的继承与延续。
    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由于人口土田增长，若仍按旧规定征收，对国家财政收入不利。于是在康熙二十四年再次重修《赋役全书》，名曰《简明赋役全书》(43)。我们知道，此后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朝在赋役上实行“盛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帝即位后，推行了“摊丁入亩”，并有《赋役全书》重修之举。清修《赋役全书》具有特殊价值，标志明代改革的延续与完成，更是张居正改革没有人亡政息的典型例证。
    四、明朝财政体系转型：国家的转型
    16世纪的张居正改革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事件，改革源自市场的萌发，以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作为这场改革的前期准备。张居正改革后以白银货币为主导的财政体系的建立，具有中国古代两千年国家财政体系重建的意义，从以实物和力役为主导，走向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的转型，表明了国家的转型。现代财政是货币财政，向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转型，无疑是国家转型走向近代的历程。晚明国家与社会对于白银的需求，不是简单的皇帝与官僚的贪欲可以简单解释的，时值经济全球化开端，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发展与运作，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启动，产生的巨大的白银货币需求，推动了明朝改革从渐进到突进。事实上，全国清丈土地完成，一条鞭法水到渠成，明朝新的财政体系出现端倪，标志的是明代中国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
    以往我们的研究过度集中在一条鞭法上，极大地忽略了对于明代财政体系整体性的研究，更没有关注张居正改革对于明朝财政体系转型的重大意义。黄仁宇先生认为，明朝财政与税收始终是在“洪武型财政”的旧框架内。这是以西方国家发展为参照系来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从西方的经验出发，曲解了明代历史。明代以农立国是基本国情，晚明中国经历了从实物为主的财政体系向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的转变，这一巨变对于晚明社会引发了巨大波动。明初建立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高度集中的中央财政管理体系，随着白银货币化而彻底颠覆。白银的巨大需求，导致财政旧体系的瓦解和经济管理秩序的混乱。为了适应国家对于白银货币的巨大需求，向货币税转变的要求极为迫切，张居正所面临的问题，是财政危机，也是货币危机，是如何重建货币征收为主的新的中央集权财政体系，而这是一种全方位的重建，包括社会基层组织里甲制的改革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白银货币化发展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既是国家转型与社会转型相互交叉重叠的过程，又是国家与市场、社会博弈与互动的过程。转型的国家表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是总体性社会的不断弱化和解体，并由此产生了重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