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帝国以农立国，农业经济是国家的命脉，长期以来，传统中华帝国正赋都是采用实物税，这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基础所决定的。二千年的古代财政税收，国家都是规定以米麦、绢麻等实物形态为主来缴纳的。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条件下，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的分配，只能是实物形态的使用价值的分配，从而用于缴纳税收的形态也只能是以实物为主。货币起初只限于用来缴纳各种次要的杂税。古代实物税是商品货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国家直接掌握实物形态的社会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方便社会供给，但却不便于税收的缴纳和征收管理。而实物形式的赋税建立在稳定的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反过来又维护着这种古老的生产方式，只有在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实物税才会逐渐被货币税所代替。这种转化的进程，取决于商品货币经济总的发展状况，如果不具备转化的客观条件，人为地以货币税取代实物税，则往往会归于失败。唐代两税法规定了以资产为宗、以铜钱为计量单位的纳税原则，但是事实上商品货币经济没有发展到相应水平，唐代两税中的田税仍征实物，只是户税一度可收钱(44)。宋代有征钱和征银的现象发生，但王安石变法的青苗法征钱仍不免失败，征银更不可能全面铺开(45)，这是因为实行货币税的条件仍然不成熟的缘故，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改革成功的条件。历史事实表明，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以实物形式缴纳赋税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在中外变革的历史大环境下，走向逐步建立以白银货币为主的新的财政体系，这正是张居正改革的功绩。在中国财政史上，实物税大量为货币税所代替，自明朝始。明代白银货币化，白银在明代成为完全形态的货币，并逐步形成社会流通领域的主币，与世界市场接轨，货币税的基础前提正式奠定了下来。财政上统一以银计税，并统一征银，这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具体来说，明前期中央财政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以实物税收为主，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财政体系，财政的岁出岁入，虽有数字可据，但因金、帛、银、钱、粮米、柴草等单位各不相同，既有数字无法汇总；或简单相加，既不合理，也不科学；加以各部分割，各有财源及支付项目，互不一致，无从统计。值得注意的是，这基本上是明代以前历朝历代的财政会计特征，明朝只是沿袭而已。以白银货币作为财政计量单位，并作为统一的征收形态，是在明代史无前例开端的。从货币形态来看，铜钱在历史上从未成为统一的赋役征收形态，元代纸钞也没有成为统一的征收形态，直至明代中国出现了强劲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以及张居正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至此，明代张居正改革具有的财政体系重大转型意义得到阐释，进一步说，也揭示了中国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即国家转型的重大意义。以往的转型研究，一般仅关注了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层面，而我们关于张居正改革的研究，则推进到国家转型的层面。就此而言，张居正改革是重大的，也是成功的，虽然世间已无张居正，但16世纪末明朝财政改革是成功的，也正因此清初才能完整沿袭万历年间的改革成果。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明代财政体系从实物为主向货币为主的转型到明末已基本完成，由于货币经济的冲击，农业经济遭受重创，旧有财政体系的根本基础动摇，在重大改革行进中激发了社会一系列矛盾与冲突，结合多种综合因素的爆发导致了明朝灭亡。
    赋税是国家统治的经济基础。明代改革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一种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关于明代赋役-财政改革模式、类型及其特点的探讨，在以往关于明代改革的研究中，是付之阙如的。明代的赋役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而不是如王安石的改革那样自上而下的发展过程，是明代社会与国家互动的结果。我们可以将明代经济改革按照渐进阶段和突进阶段两个阶段来划分，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经济发展趋势，以张居正改革为标志，改革进入了突进阶段，是将改革推向深化和广度的关键之举。通过清丈在全国的推行，使白银成为统一的国家赋税征收标准，白银前所未有地取得了国家合法性的认证。改革使白银的法律地位明确，可视为白银货币化进程的基本结束，也是中国白银经济的开端。明代中国的白银经济于此奠基，白银作为中国主币不可逆转地在中国社会行用了长达近五百年之久，形成事实上的银本位，一直持续到1935年才终结，是国家转型所呈现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可谓既深且巨，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从古代赋役国家到赋税国家，是走向近代的历史发展走向。财政是政治与经济的枢纽，财政转型既是张居正改革的成果，本身也是推动国家转型的重要过程。《会计录》清楚表明，明代中国要走新路却难以摆脱对过去路径的依赖。财政过程反映了不同财政主体间，即农业经济与货币经济间的竞争与消长，进而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激励或抑制作用。财政改革是对于财政主体进行调整的集中体现，财政职能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白银货币化崛起于民间社会，在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博弈中，明初建立的实物财政难以面面俱到地适应财政收支各方面需要，财政困境充分显露了出来。最终国家不得不妥协，于是有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的白银货币化自上而下地全面铺开。这反映出实物财政已不能适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势头，国家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明代税负本来不尽合理，折银有利于均平赋役，有着“民以为便”的社会基础。均平的追求，也就是公平的追求，反映了民间社会的诉求，成为财政改革追求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