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了解古代帝国最基本特征的一把钥匙，是国家的经济基础。中国古代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赋役。赋役指田赋、力役而言。田赋是土地税，除田赋外，国家还要征调纳税人为国家无偿劳动，称为力役。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田赋是帝国存在的基础，是国家财政收入最基本的来源。明初建立了一个基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以实物为主的中央集权财政体系。明初田赋几乎全部征收本色实物，实行两税法，夏税、秋粮分别以麦、米为主，其他农桑丝、绢、苎布、麻布、棉花绒、枣子等，税目繁多。根据梁方仲先生的考察，洪武时田赋税目有14种，查弘治时夏税达到24种，秋粮达17种，到万历六年(1578)，夏税达到21种，秋粮已达31种之多(11)。实物财政体系以实物作为计量单位，财政收入以实物为征收形态，财政支出也均采取相应的实物方式，可以说，明初财政是中国传统社会典型的以实物为主的中央集权财政体系。
    二百多年以后，万历初年，明朝户部编纂的《会计录》凸显出了巨大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白银在国家财政中的出现，并呈现越来越多的态势；田赋的原有税目，已不再都以实物为计量标准，也不是都以实物为征收形态。同时，出现了以白银作为计量单位的总额数字。
    《会计录》是依据全国各地呈报的财政报告编制而成，是16世纪七八十年代明代国家户部掌控的中央财政实态记录，有大规模量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明代财政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不可替代的数据资料。重要的是，《会计录》卷一“天下各项钱粮见额岁入岁出”后，有一段极为关键的编纂者“按语”，兹录全文于下：
    臣等谨按：国家疆域尽四海，田赋户口逾于前代，载在《会典》者可考也。今额视先朝增者少，减者多，何哉？田没于兼并，赋诡于飞隐，户脱于投徙，承平既久，奸伪日滋，其势然也。顷荷明旨，清丈田粮，原额可冀渐复。但今每年所入本折各色通计壹千肆百陆拾壹万有奇，钱钞不与焉。所出除入内府者陆百万余，数莫可稽。他如俸禄、月粮、料草、商价、边饷等项，逾玖百叁拾壹万有奇，是一岁之入，不足供一岁之出。虽岁稔时康(廪)已称难继，况天灾流行，地方多虞，蠲赈逋欠，事出意外，又安能取盈也。怀已安已治之虑，清冗费冗食之源，去浮从约以复祖制，臣等深于朝廷有至望焉。(12)
    根据这段文字我们了解到，至此，明代户部已经有以白银作为统一计量标准的会计总账，这一点从“但今每年所入本折各色通计壹千肆百陆拾壹万有奇，钱钞不与焉”，即通计1461万有奇而表露无遗。尽管这里没有出现“银”与“两”，然根据《会计录》本身分析，“本”是本色实物，“折”在当时已多折以白银，因此我们认为这里应该是指白银。主要考虑到两点：其一，按照当时白银货币化的情况，流通领域以白银为主币已经发生，所见方志和地方赋役册籍的记录，各地赋役改革都是以折银征银为手段，越来越多地以白银作为计量单位；中央财政除了白粮与其他一些地方特产外，也越来越多地朝向以白银作为主要收入，当然也就会以白银作为统一的计量标准。其二，所谓“通计”中的“计”，一定有一个计量标准，而除了白银之外，当时不可能还有别的计量标准。既不可能是米麦布绢(单位无法统一)，也不可能是铜钱(单位太小)，当然更不可能是根本不值钱的宝钞了，如此以排除法，这里可以确定为白银，而不是实物的加和，是以白银作为计量标准的总额。关键的是，这种新的计量标准的出现，是当时明朝人财政观念转变的历史见证。
    那么，探讨促成这个重大转变的契机何在？梁方仲先生的学术视野至今深刻影响着研究的趋向，中外学者长期以来集中探讨的是明代一条鞭法，换言之，一条鞭法的研究始终长盛不衰。对一条鞭法的作用，学界早已形成了共识，主要是赋役合一，统一征银(13)。早在嘉靖初年一条鞭法开始施行之时，御史傅汉臣就说明了一条鞭法无论是“粮”，还是“丁”，都以银审编的特征：
    顷行一条编法，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总于府，各府总于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审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守。(14)
    《会计录》是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而编纂的大型财政数据文献，《会计录》的性质及其反映出的改革折银--征银的反复过渡形态，为我们探讨财政的各种形态和实际数量，了解晚明国家与社会的全貌提供了绝佳例证。事实上，在16世纪明代财政史中，一条鞭法不可谓不重要，但是从《会计录》来看，一条鞭法却并非张居正改革时期中央财政向全国重点推行的一项改革。《会计录》中大量数据资料证明，白银具有越来越多地占据中央集权财政的份额，即将形成中央财政主导地位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与前此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一脉相承，却并非是张居正改革的创新。张居正改革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就是下面将论及的《清丈条例》向全国的颁行。之所以首先清丈，从一条鞭法“每粮一石，审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可知条鞭编审的全面推行，重要前提就是清丈田粮。
    上文已经提及，伴随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嘉靖初年白银在社会流通领域形成了主币，并以赋役改革的形式迅速扩张，进入国家财政的层面。《会计录》显现出明代财政从实物折银到征银的曲折反复过程，这无疑已将原有的以实物为主的财政结构破坏殆尽，使得国家财政状况异常的混乱无序。财政危机表明，对于原有财政体系需要一个改革与重组。张居正改革正是应对这样的挑战与危机而出现的，是在白银通货的盛行中应运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