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克里斯托弗·辛普森：《大学、帝国和知识生产：导言》(Christoper Simpson, "Universities, Empi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 Introduction")，辛普森编：《大学与帝国：冷战中的金钱与社会科学》[Christoper Simpson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纽约：新出版社1998年版，第xii页。
    (91)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可分别参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国际组织和国际运动小组委员会：《行为科学与国家安全，第四号报告》(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Movement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Report No. 4)，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6年印行，第1R～10R页；路易斯·默顿：《国家安全与地区研究：对冷战的知识反应》，《高等教育杂志》(Louis Morton, " National Security and Area Studies: The Intellectual Response to the Cold War,"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第34卷（1963年3月号），第142～147页；罗伯特·麦考吉：《国际研究与学术事业：美国学术圈的一个组成部分》(Robert A. Mc 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 prise: A Chapter in the Enclosure of American Learning)，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140页；布鲁斯·卡明斯：《边界错置：冷战中和冷战后的地区研究和国际研究》(Bruce Cu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辛普森编：《大学和帝国》，第159～188页；尼尔斯·吉尔曼：《掌握未来的人：冷战时期美国的现代化理论》(Nils Gilman, Man darins of the Future: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2)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系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国际问题中心的副产品。阿兰·尼德尔：《“真理是我们的武器”：特洛伊计划、政治战和国家安全国家中的政学关系》，《外交史》(Allan A. Needell," 'Truth Is Our Weapon':Project Troy, Political Warfare, and Govern ment-Academic Relations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 Diplomatic History)第17卷，1993年第3期，第399～420页；唐纳德·布莱克默尔：《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初创年代(1951～1969)》(Donald Blackmer, The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Founding Years, 1951～1969，马塞诸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2002年版，第xi～xix页，第1～34页。
    (93)朗·罗宾：《制造冷战敌人：军事——学术复合体中的文化和政治》(Ron Robin, Making Cold War En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MilitaryIntellectual Complex)，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4)保罗·哈蒙德：《作为跨部门协作的工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解释和评估》，《美国政治学评论》(Paul Y. Ham mond,"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s a Device for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An Interpretation and Appraisal,"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54卷（1960年12月号），第899页；卡尔·英德尔弗斯、劳奇·约翰逊编：《致命的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Karl Inderfurth and Loch Johnson, eds., Fateful Decisions: Inside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xiii页。
    (95)罗伯特·卡特勒：《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进》，《外交》(Robert Cutl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oreign Affairs)第34卷（1956年4月号），第441页。
    (96)“高位政治”和“高位政策”(high policy)的观念在冷战初期开始出现和流播，其基本含义是涉及国家生存和安全的政策领域，隐含于其中的原则是低位政治(low politics)服从于高层对外决策、国内政治不应该影响国家安全政策。简略说明见：I.M.德斯特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政策咨议：30年的经验教训》，《世界政治》(I.M. Destl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ce to U. S. Presidents: Some Lessons from Thirty Years," World Politics)第29卷（1977年1月号），第172页。
    (97)亨利·杰克逊：《重大问题》，第3、7页。
    (98)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74页。
    (99)德斯特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政策咨议》，第147～148页；桑德尔：《杜鲁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1945～1947)》，第369～370页。
    (100)哈蒙德：《作为跨部门协作的工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解释和评估》，第899页。
    (101)《埃伯斯塔特报告》，第7页。
    (102)1947年《国家安全法》的用语是：“就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统筹向总统提出建议，以使各军种和政府各部门机构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事务上更有效地协作”，为此NSC“就与美国的实际和潜在的军事力量相关的目标、义务和危险予以评估和研判，并对……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各部署机构的共同利益予以考虑。”（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103)霍根：《铁十字》，第56～57页；安娜·卡斯藤·尼尔森：《杜鲁门总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变》，《美国历史杂志》(Anna Kasten Nelson, "President Truma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2卷（1985年9月号），第362～363。关于《国家安全法》起草过程中围绕NSC的争议，见：桑德尔：《杜鲁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1945～1947年》，第375～380页。
    (104)尼尔森：《杜鲁门总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变》，第364～365页；桑德尔：《杜鲁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1945～1947)》，第387页。
    (105)《福莱斯特尔日记》，第320页。
    (106)福尔克：《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之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06页；尼尔森：《杜鲁门总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变》，第377页。
    (107)尼尔森：《杜鲁门总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变》，第370页。
    (108)西德尼·索尔斯：《国家安全政策的规划》，第535～537页。
    (109)福尔克：《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之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07～408页。
    (110)关于杜鲁门对NSC在决策体系中的政策协调和提供咨议作用的积极看法，参见：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72页。
    (111)尼尔森：《杜鲁门总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变》，第373～374页。
    (112)福尔克：《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之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5页。
    (113)关于NSC心理战略委员会设立的详细情况，可参见：约翰·普拉多斯：《枢机中人：从杜鲁门到布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史》(John Prados, Keepers of The Keys: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rom Truman to Bush)，纽约：威廉·莫罗公司1991年版，第50～56页。
    (114)戴维·罗斯科普夫：《运作世界：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权力设计师的内幕故事》(David J. Rothkopf, Running the World: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Architects of American Power)：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4年版，第57～58页。
    (115)关于艾森豪威尔的执政风格及其对NSC机制的影响，见：弗雷德·格林斯坦、理查德·伊默尔曼：《有效的国家安全咨议：重新发现艾森豪威尔的遗产》(Fred Greenstein and Richard Immerman,"Eff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ing: Recovering the Eisenhower Legacy")，卡尔·英德尔弗斯、劳奇·约翰逊编：《致命的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第46～52页；伊默尔曼：《一个艾森豪威尔修正派的告白：苦涩的重估》，《外交史》(Richard Immerman,"Confessions of an Eisenhower Revisionist: An Agonizing Reappraisal," Diplomatic History)第14卷（1990年7月号），第319～342页。美国历史学家对艾森豪威尔任期的评价前后有较大变化。其行使总统权的风格一度曾被广泛认为是“放手式的”(disengaged)，但后来的研究表明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他牢牢地掌握着总统权。另参见：史蒂夫·尼尔：《作为总统的艾森豪威尔》(Steve Neal, "Eisenhower as President")，约翰·加拉蒂编：《历史的观点：（美国传统）名文选》(John Garraty, ed., Historical View points: Notable Articles from American Heritage)第2卷，第5版，纽约：哈珀和罗1987年版，第393～394页。
    (116)罗伯特·卡特勒：《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进》，第448～449页；福尔克：《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之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20～421页。关于PB和OCB的建立和运行详细情况，见：中央情报局：《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史》(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rganizational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uring the Truman and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华盛顿：中央情报局印行，［无印行时间］，第31～48页。
    (117)(120)卡特勒：《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进》，第452、442页。
    (118)艾森豪威尔从就职到1956年1月的3年间共举行145次会议，而整个杜鲁门政府的五年多时间仅举行128次。卡特勒：《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进》，第442页。
    (119)(122)普拉多斯：《枢机中人》，第6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