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之目的在以统帅之意志,如何能达歼灭敌人而获战略上之胜利,然欲实现此意志,则舍情况判断不为功,盖知己知彼而后可以百战百胜也。 根据徐厅长(培根)三月十六日在大公报发表对中央社记者之谈话,敌人之逐次增兵,其原因在轻视中国,对中国整个之战斗力估计错误,盖因其物质方面较中国优,故其最初判断以为征服中国毋须强大兵力即可成功。徐厅长此项谈话对敌我之战力与战略判断清楚,故余(总顾问自称)亦甚表同意。 日本对中国因海军之优势而获得制海权,中国有极长之海岸线,无相当海军力量控制之,故日军在任何海岸均可登陆,使中国穷于应付,到处受制,是为中国国防止之弱点,但苟能于重要之海岸及敌人最易登陆之地区集结相当兵力以防御之,俾敌不敢长驱直入,亦是补救之方法。 在淞沪方面,当中日战争开始时,日军最初本不愿作主力战,但因中国重兵死力相拼,故敌不得不以主力相对付。外人评中国在淞沪作战每以数倍于敌之兵力相拮抗,此种比例方式作战殊不值得,但中国在精神上之所得及淞沪之战绩已博得全世界之荣誉与尊敬,其价值较所失则又超过十百倍矣。 淮河方面,日军亟亟有渡河北进之企图,但中国预备队由合肥推进后,敌感受威胁,非特不能渡淮北进,且窘退淮河以南而陷于停顿状态中,故战事之胜负其关键并不单在器械之优良,而在指挥官之能利用适当时机及兵力,向适当方向进击之,始能获得胜利,如上述日军之窘退淮南者是。 中国自大场失守后节节失利,至今形势之能好转者,盖得力于运动战,此种战术极利于中国之地形,一面与敌正面作战,一面用游击队在敌战线之后方袭击而破坏之,最后更由军令部控置总预备队于相当地区,而支援之敌未有不感受威胁而穷于应付也。 日本对中国之企图,其目的本有限制,即以现况测之,敌不过欲占领山西全省,黄河北岸及山东各地区,造成极广大之根据地,再图进攻我黄河南岸,故中国无论如何须设法阻止而妨碍之,不能任其占领黄河北岸,如万一一旦放弃,后欲图恢复殊非易事,但欲阻止敌之南下,非在北岸控置强大之兵力,坚确保持晋南及豫北不可,如专在南岸沿河岸防守,定难生效。盖黄河虽称天堑,因系窎长河流,绝对不能为安全可靠之障碍物而阻敌不进。例如,欧洲多脑河较黄河障碍尤大,尚不能阻止德军之进渡,可为明证。 现在中日战线既远且长,中国应将预备队控置于各战区,以为应援,或集结适中地点,如在武汉三镇附近地区,俾随时可向各战区输送。中国军队出发时,行装极简,行军力较欧洲各国强大,惟机械化部队因交通不发达,仅限于少数之铁道、公路可以运动,不若欧洲各国交通发展,到处可以到达也。 当输送大军时,须用多数之载重车与弹药等,目标亦大,其行动易被敌军察知,但欲使敌人认识困难,须施行疑兵方法以欺骗之。例如甲地筑飞行场,同时于乙地亦同样动作,使敌人难于认识。又如军队行动多用夜间行军,且于不重要方面以少数部队昼间循环往来,使敌侦察错误等是。 再如一九一六年德军在意边境,对非主攻击方面特意以无线电话不断向各级部队传布命令,引起意军之极端注意,于是意军用种种方法窃听德军之无线电,误认为机密,致对德军真正攻意之处疏于防范,而致败绩,即其明证。 余(总顾问自称)阅外报,见关东军有一声明,谓中国是很大的一块湿地,日军现已进入泥泞,不可拔足的地方不宜再往前进,然敌欲向后退亦不易办到,我军宜乘其陷于泥泞之机会,而牵制之,攻击之,歼灭之,万不可让敌安全退去,深盼中国军事当局力以注意。 9.总顾问演讲纪要 (1938年3月22日) 三月二十二日总顾问演讲纪要 高级指挥与中级指挥 一、各级指挥之方式 作战指挥大别为:(一)最高指挥;(二)高级指挥;(三)中级指挥。三种分述如下: 最高指挥乃属军令部之职权,前次已详述之。高级指挥系决定战场内之作战方略(战略),如在战区内各集团军、军团等之指挥是也。中级指挥系将作战方略见诸实施(战术),如军及师之指挥是也。惟军师乃届战区长官之指挥,故最高指挥及师之指挥机关(军令部)对各战区下达命令,只可以训令方式指示,其大要不宜代为细密规定,俾各战区长官对所属军、师之指挥,得有伸缩运用之余地,但必要时对某军或某师特别事件。仍得以训令直接指示之。 各战区长官部奉到最高指挥机关命令之后,应按其指示之要旨,参照目前情况详加研究,然后再对所属下达适当之命令。 最高指挥机关应掌握必要之总预备军,按战况之需要适时增援某一战区,惟此种增援,仅就战略观点上决定大要,使归某一战区长官指挥。至于该总预备军,在战术上应如何使用,宜由战区高级指挥部决定之,故各战区对增援之总预备军,应依据当时敌情、地形、任务为适宜之纵深配备,以期适合战术上之要求。 战斗指挥必须注意兵力、时间、空间三项,在未与敌交锋乃至作战过程中,关于敌我兵力应预以确实比较,而时间与空间,对于尔后作战上是否协调,亦需周密计划,善为运用,务使互相联合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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