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育王首次使用“Yona”表示他治下和他所知道的希腊人。在第2号岩刻诏令(Rock Edicts)中，他提到自己给边境之外的希腊人国王(Yonaraja)安条克(Amtiyoka，Antiochos)及其相邻国王所统治的地区送去了草药。在第5号诏令中，他提到在即位后的第13年，他委任宣教官员(Dhamma Mahamatras)到包括Yona人在内的西部边远地区传播佛法。在13号岩刻诏令中，他明确列举了其用“达摩”(佛法)所“征服”的远在600 yojanas(21)之外的5位希腊人国王(Yonaraja)：Amtiyoko，Uramaye，Amtikini，Maka，Alikasudaro。据考证，他们就是与他同时代的塞琉古王国的安条克二世(Antiochos Ⅱ，前261-前246)、埃及的托勒密二世(Ptolemy Ⅱ，前285-前247)、马其顿的安提柯·贡那特(Antigonos Gonatos，前278-前239)、昔列尼(Cyrene)的马伽斯(Magas，前300-前258)、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前272-前258)。他还特别提到，“除了希腊人之外，婆罗门和禁欲主义者无所不在，没有一个地区的人民不服膺于一个或另一个宗教”。(22)可见，阿育王对当时西亚、东地中海地区希腊化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同时代的当政者还是比较了解的，对境内希腊人的宗教信仰也是熟悉的，知道他们尚未皈依印度的宗教，因此有必要向他们宣扬佛法，表明自己的心愿和理想。所以，他的诏令有的是用纯粹的希腊语，有的则是用阿拉米亚字母拼写的印度语和希腊语书写而成。1963年和1967年，两个有希腊语的石刻诏令在阿富汗的坎大哈老城被发现。(23)这不仅证实了希腊人在孔雀帝国境内的存在，而且证明这些希腊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由于迄今发现的阿育王希腊语都在阿富汗，可以断定在当时的印度西北部，准确一点说是当时孔雀帝国的西部边远地区，即今日阿富汗东部地区，肯定有一批希腊人仍然在此居留。他们可能是以前的移民者，从事商业、手工业或农业等，而且可能是集中居住。坎大哈老城的所在地当时可能有一个希腊人社区。希腊人中应该不乏文人学者。因为阿育王要把这些佛教说教(尽管很简单，没有涉及佛教的深奥哲理)译成标准典雅的希腊语，必须首先找到通晓两种语言的译者，这样的人才恐怕只能从希腊人中寻找。坎大哈双语诏令用希腊语中具有虔诚、虔敬(Piety)之意的“ευσβεια”(eusebeia)一词来表示佛法“Dhamma”就非常传神。阿育王所希望的“虔诚”包括不杀生、节制、孝敬父母、尊敬长者。如此坚持下去，就能在将来生活得更加幸福。(24)这样的说教对于远在异国他乡的希腊人来说，无疑具有一定的亲和力和感召力。他特别提到派人到东地中海的希腊化王国去传教，实际上也有向他治下的希腊人主动示好之意，希望他们通过皈依佛教在印度有一种回归家园之感。可以想象，这些在印度的希腊人中一定有一些新的移民来自这些希腊化国家。遗憾的是，阿育王在西亚、地中海传教的效果如何，印度当地的希腊人是否接受了他的劝谕，都缺乏明确记载。或许这只是阿育王本人的美好理想而已。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统治时期，孔雀王朝和印度之外的希腊化世界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两地希腊人的接触和文化上的流通并未中断。(2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育王的诏令使用的“Yona”包括远到地中海的所有希腊人，而非仅限于印度的希腊人。Yona范围的扩大，意味着印度人对希腊人的认识在扩大加深。
    二、巴克特里亚Yavanas的入侵
    巴克特里亚希腊人进入印度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初。前206年，塞琉古王国的安条克三世曾乘孔雀帝国内乱分裂之际，率军越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但由于遇到名为索法伽撒努斯(Sophagasanus)的印度地方王公的强烈抵抗，只好重叙旧谊，获得150头大象和其他馈赠后撤军。(26)这次入侵表面上似乎只是一次象征性的武力威胁或主权宣示，在印度文献中同样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它实际上是此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进入印度的预演。它说明，尽管印度已经脱离希腊人的统治一个世纪之久，但塞琉古王国和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对亚历山大的印度遗产仍然念念不忘，一有机会就想卷土重来。然而，也正是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对印度的入侵，才使得印度人第一次对Yavana或Yona人有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了解。这次入侵的希腊人不是匆匆过客，而是要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在长达约两个世纪的统治期间，他们不仅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变成了印度-希腊人--Yavanas，而且在印度历史和文化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然而，关于这批Yavanas，不论印度还是西方的古典文献，记载都极为贫乏，可能西方古典作家对这批远离希腊化世界中心的希腊人所知实在太少。提及他们比较多的主要是斯特拉波(Strabo，前63/64年-约公元24年)的《地理志》，但他的材料间接来自巴比伦地区阿特米塔(Artemita)城的希腊作家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主要活动于前100-前70年)的《帕提亚史》(The Parthica)。此外，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查士丁(M.Justinus)的《庞培乌斯·特洛古斯〈菲利浦史〉摘要》(Epitome of Pompeius Trogus' "Philippic Histories")第41卷和特洛古斯(Pompeius Trogus，公元前1世纪人)原著第41卷的“序言”也提到4位巴克特里亚国王和3位印度-希腊人国王。(27)巴利文的Milindapanha和汉文的《那先比丘经》都提到一位皈依佛教的印度-希腊人国王米南德(Milinda,Menander)或“弥兰”。这些零散记载显然不足以完整地还原这批Yavanas的历史。但在古代印度西北部和巴克特里亚地区发现的希腊式钱币以及与他们有关的碑铭，特别是印度-希腊人的希印双语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研究依据。它们的分布地虽然与印度-希腊人的实际统治区域不可能完全吻合，但发现比较集中的区域还是可以视为希腊人政治、经济活动的范围。此外，从仅存的印度文献中，也可看出当时他们对Yavana人的熟悉与关注。可能对于他们而言，这些希腊人只不过是一批新来的Yavan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