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币的出现也反映了希腊人对印度宗教观念的接受，他们有意识地把印度的神与自己民族的神相混同，从而使不论希腊人还是印度人都能从钱币上找到自己心灵上的安慰。其实这种认同是从亚历山大开始的。他当年进入印度后，就领略到了大象的厉害。大象作为印度的特产和象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在他发行的纪念性大徽章和钱币中，出现了他骑马追赶乘象的印度国王波罗斯(Poros)的场面和单独的印度大象形象。(84)那时可能还没有把大象与印度的宗教观念联系起来。一个多世纪之后德米特里一世进入印度西北部之时，佛教在此地已深入人心，大象作为释迦牟尼和佛教的象征(佛陀的化身、坐骑和保护神)一定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可以推定，此时希腊人中出现的大象崇拜现象，除了他们自认为是亚历山大的后继者，正在恢复和进行着与亚历山大同样的征服事业，会有模仿亚历山大头戴象皮盔型钱币的冲动之外，一定还有其他动机。这就是表示对佛教的亲近和接受，从而唤起印度佛教徒的好感。从现在所能得到的钱币资料看，德米特里之后大象的形象不断出现，但常常与印度的封牛(humped bull，或译“瘤牛”)或公牛形象在同一币上的正反面同时出现，通称为“大象/公牛型”。如在阿伽托克勒斯和潘塔勒翁的继任者阿波罗多托斯(Apollodotus)一世的钱币上，就有三种类型采用了这样的图案。(85)把大象和公牛置于一起，应该还是与印度的传统宗教有关。
    大象是早期印度钱币上的一般形象，特别流行于厄兰(Eran，位于中部印度)和塔克西拉地区。它除了与佛陀有关外，也是印度诸神之王因陀罗的坐骑。因陀罗如同希腊的宙斯一样，以雷电掌控权力，所以在欧克拉提德三世或一世的钱币上就出现了王座上的宙斯身旁有一大象前半身的图案，(86)在安提亚尔吉达斯(Antialcidas)的钱币上，宙斯站立于一大象之前，(87)这是希腊主神与印度主神的结合和认同。封牛是印度的特产，《汉书·西域传》“罽宾国”中就有记载。(88)它可能与犍陀罗首府布色羯逻伐底(Puskalavati)有关，或是犍陀罗地区的保护神。(89)公牛是吠陀神系中毁灭和再生之神湿婆的坐骑，名为“南迪”(Nandi)，而犍陀罗地区是阿波罗多托斯王国的重要省份，由此可见，他采用这种“大象/公牛型”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表明自己对这些地区的占领，二是表明对这些地方的保护神的尊敬。他向钱币使用者传递的信息就是，自己的统治也会受到这两位印度神的眷顾。
    类似认同在米南德的钱币上也有反映。除了单独的大象之外，还有象头/木棒、公牛头/三角架这样的正反面类型。木棒是赫拉克勒斯的标志，三角架是德尔斐阿波罗神的标志，传递的信息显然是对因陀罗与赫拉克勒斯、湿婆和阿波罗的认同。他的八正道法轮钱币的反面是一个棕榈枝，也表明佛教教义与希腊文化中胜利、和平理念的结合。(90)米南德之后，至少有5位国王的双语币出现了希腊语的“正义的”(DIKAIOY，属格)及其相应的佉卢文“Dharmikasa”，即“达摩的追随者”。唯一例外的是在米南德的王后与其子共同发行的钱币上，希腊铭文并无“DIKAIOY”的字样，但在佉卢文铭文中出现了“Dharmikasa”的字符。(91)这是希腊人国王自称“Dharmikasa”的开始。“达摩”(the Dharma)主要指佛法，阿育王就有“法王”(Dharmaraja，King of the Dharma)之称。希腊人就这样将自己的神灵、文化精神与佛教、湿婆和因陀罗崇拜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
    论及印度-希腊人的印度化，不能不再次提到Yavanas的著名国王米南德。他是唯一在佛教经典中留下记载的希腊人国王。按照巴利文和汉文经典，米南德最后服膺了那先比丘所宣讲的佛教教义，大彻大悟，皈依了佛教。或许他并没有像巴利文和汉文经典所说的那样脱离家庭，退出王位，出家为僧，(92)而是做了在家的居士。因为据普鲁塔克，他最后的归宿是死于军营，他治下的城市都愿意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以至于为获取他的骨灰争论不休，结果只好平分，带回各城纪念供奉。(93)他既有阿育王式的“法王”之美称，也有释迦牟尼涅槃后之哀荣，可见其德善并举，颇得人心。根据现有资料看，他堪称Yavanas印度化的标志。
    从他的钱币看，他主要崇拜的希腊神是雅典娜·阿尔基德摩斯(Athena Alcidemos)，即人民的捍卫者或救世主，这是马其顿首都培拉(Pella)的城市保护神，形象是一身戎装，一臂持盾牌和一手发雷电。(94)米南德采用这样的雅典娜形象显然是要将自己与马其顿王朝，特别是要与亚历山大相联系，表明自己是亚历山大在印度的真正传人。但他的双语币却显示了他对印度语言和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倾心接受。据斯里兰卡公元6世纪的文献《大史》(Mahavamsa)，在米南德统治时期(约前130年)，Yona人的一位长老、大护法者(Mahadharmarakkita，Great Protector of the Dharma)曾带领三万佛教徒(bhikkhus，比丘)，从Yona人的城市Alasanda(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来到斯里兰卡，参加由该国国王建造的大佛塔的奠基仪式。(95)三万比丘之数可能有所夸张，不足为凭。他们是否都是Yona人，也不得而知。但此时佛教在米南德王国大倡，影响远播可见一斑。此时，可能也掀起一股对释迦牟尼遗物的崇拜之风。据发现于今巴基斯坦的“巴焦尔圣物盒铭文”(the Bajaur casket inscription of the reign of Menander)，在米南德大王(Maharaja Minadra)统治时期的(某年)Kārrtika月的第14天，佛陀释迦牟尼的肉身遗物(The corporeal relic，舍利子)被赋予生命，并予以安放。(96)大约与此同时或以后，一位担任郡守或州长或民事长官(Meridarch)的希腊人提奥多罗斯(Theodorus)，也在斯瓦特的一座佛塔中安放了一个装有释迦牟尼遗物的瓶子，(97)此人与该塔的建立应该有关，建塔的目的显然就是为了保存佛陀的遗物。据一部印度古代经典Stupavadana(关于纪念性佛塔)的预言，米南德将会在华氏城建立一座佛塔，(98)这一预言反映了一个模糊但不失真实的历史事实。当然，米南德在华氏城的停留时间不长，当时可能还没有皈依佛教，建造佛塔于此的说法似乎缺乏有力证据。不过，将米南德与建佛塔联系起来，本身就反映了他和佛教的密切关系得到了这位经典编撰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