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在印度到底设立了多少行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王管理之下，这些行省的名称、管辖范围以及实际数目的变化，今天已难以得出准确详细的结论。据塔恩，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帕拉帕米萨代(Paropamisadae)，有4个行省的名称和范围可以确定。它们是卡皮塞涅(Kapisene，以Kapisa为首府)，奥皮亚尼(Opiane，以Alexandria为首府)，科芬尼(Kophene，以Kophen为首府，中国《汉书·西域记》的罽宾之名应由此而来)，第4个行省名称不详，位于戈尔班德河(Ghorband)流域，与巴克特里亚毗邻。(74)帕拉帕米萨代以东以及南到印度河口，有9个行省可以确定，其中7个来自托勒密的《地理志》，1个来自普林尼的《自然史》，还有1个来自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它们分别是：帕塔勒涅(Patalene)、苏拉斯特瑞涅(Surastrene)、阿比利亚(Abiria)、普拉西亚涅(Prasiane)、苏亚斯特涅(Souastene)、格鲁埃亚(Goruaia，Goryene，Bajaur)、普科莱提斯(Peucelaitis)、卡斯佩利亚(Kaspeiria)、库林多勒涅(Kulindrene)。在沿海的卡奇(Cutch)地区，可能也有一个行省，但名称不详。(75)至于阿富汗南部的阿拉科西亚地区，既然也长期处于希腊人的控制之下，应该也有一些地区性的管理体制。总之，希腊人在他们的统治范围内，普遍实行了有效的分区管理制度。但在具体操作上，这些印度-希腊人国王没有像塞琉古王国那样采取省、州、县(或译“区”)三级管理的模式，而是在省下设州，或以州代省的方式，也就是说是用一级或二级管理的模式对当地民族进行统治。行省设有总督或将军，大权独揽，只对国王负责，下设名为Meridarchs的“州长”或民事官员分区管理。(76)但不论这些省份或州的管理范围大小，这些国王、将军、州长一般都以不触动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为前提，而且努力迎合当地文化传统，维护当地原有的社会秩序，这是印度-希腊人王国在印度能够长期残存的主要原因。
    但Yavanas的统治并不稳定，大约从德米特里一世死后，分裂就开始了。米南德只是其中最有名、最具实力的一位国王。他的王后阿加托科里娅(Agathocleia)可能是德米特里一世之女或孙女。(77)他的王国极盛时实际就是整个印度的Yavanas王国，囊括了旁遮普以西、兴都库什山以南所有的希腊人活动区域。(78)但他死后，统一局面不复存在，继位的儿子尚幼，由母后摄政，孤儿寡母终究难以控制那些割据一方的赳赳武夫。Yavanas的统治再次四分五裂，据地称王者或发行钱币者在米南德死后一个多世纪中竟然达30位之多。西方钱币学家力图根据这些钱币的类型、铭文、图像、甚至字体将他们按照不同地区进行分类，确定他们的先后承继关系。根据波比拉赫奇最新的分类，这些Yavanas国王大致分布于帕拉帕米萨代、阿拉科西亚、犍陀罗、东西旁遮普地区。他们在这些地区的统治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先后消失于公元前70年、公元前55年和公元10年。(79)由此看来，Yavanas在印度整体沦陷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斯基泰人(塞人)、帕提亚人甚至大月氏人的入侵，但实际上内部的分裂争夺也难脱其咎。公元前2世纪中期斯基泰人(塞人)与大月氏人从中亚草原南下，首先削弱，最后占领了印度-希腊人的后方--巴克特里亚王国。印度的Yavanas不仅直接面临新来者的威胁，而且失去了与东地中海希腊化王国的联系。他们成了无所归属的游离分子，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统治，只好接受印度文化，特别是语言和宗教，Yavanas的本土化进程加快，希腊化世界最为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不是印度人的希腊化，而是希腊人的印度化。
    这一进程大概自德米特里一世发行象头皮盔型钱币之时就已开始。虽然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是以征服者、胜利者的身份进入印度，但他们在人数上远远少于当地民族，统治触角不可能深入到印度的村社。而且他们发现印度人并非未开化的蛮族，而是拥有足以使希腊人惊叹的文明。此时的印度西北部，经过大一统的孔雀帝国的统治，特别是阿育王的弘法运动，其政治格局和文化面貌已经与亚历山大时代不可同日而语。阿育王的双语诏令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希印双语币的前身，只是发布者的主体和对象不同而已。既然印度-希腊人与地中海的正常联系受到阻隔，西归之路也已经被帕提亚人和月氏人截断，所以他们名为征服者，实为偏安一隅的避难者。这种政治和文化格局决定了他们必须在生存还是死亡、希腊化还是印度化之间做出抉择。生存的欲望战胜了文化上的自信，统治的需要迫使他们开始了自身的印度化进程。双语币的出现就是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的标志。
    首先发行双语币的Yavanas国王是阿伽托克勒斯和潘塔勒翁(Pantaleon，约前190-前185)。其双语币采用了不规则的印度形制：矩形或方形，正面是希腊语，反面是婆罗米字母(Brahmi)或佉卢文(Kharoshthi)，两面铭文意思一致。重量采取印度标准，在阿伊·哈努姆遗址发现的阿伽托克勒斯双语币的重量就在2.32-3.30克之间。(80)钱币图案也开始向本土化转化，印度传统神祇的形象和佛教的标志被这些印度-希腊人国王所接受。阿伽托克勒斯的一种双语币正反面都是印度的男性神大力罗摩(Samkarsana)和黑天(Vasudera-Krishna，克利须那)，二者都是印度主神之一毗湿奴(Vishnu)的化身。前者持一犁和棒杵，故也译“持犁罗摩”，后者手持六辐轮和贝壳或海螺壳。克利须那的妹妹、毗湿奴的妻子、肥沃和丰饶女神、自然保护神拉克希米(Lakshmi，也译“吉祥天女”)也出现在这二位国王的钱币上。她身着东方式的裤子，戴长垂耳环，婀娜多姿，手持莲花或小三叉戟(trisula)翩翩起舞，给人以美感和动感。与这位女神出现于同一币反面的是无鬃毛的狮子形象，狮子是印度主神因陀罗(Indra)的坐骑，后来也是释迦牟尼的象征。佛教标志的出现意义重大。在阿伽托克勒斯的一类钱币上，正面的图案是六个拱形或半圆形的小山丘，其上端有星，用来表示佛教初期覆钵状的佛塔(Stupa)，反面是长方形网格状围栏，其中有一棵树，这显然是佛教中的菩提树。在米南德的钱币上，表示八正道的法轮赫然出现。(81)菩提树、法轮、佛塔都具有特定含义，分别象征佛陀的成道、传道和涅槃。(82)印度语、吠陀神和佛教的象征物此时出现在印度-希腊国王的钱币上，说明这些希腊人已经自认为不是匆匆过客，而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但面对人数远胜于自己、文明程度与自己相当的印度民族，他们要在这块用长矛打下的土地上生存，就必须努力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他们不仅在语言和钱币的类型上考虑到了印度人的需要和习惯，而且在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上逐渐向印度人接近和认同。在这些印度-希腊人国王的影响下，后来统治印度的斯基泰人、帕提亚人甚至月氏-贵霜人都延续了这一传统。双语币甚至成了当时及以后直到贵霜时期流行的钱币式样，那些偶尔出现的单一希腊语钱币反而成了例外。(83)这些钱币主要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希腊人控制地区流行。值得注意的是，希腊语与当地语言出现于同一钱币，当地人的神祇进入希腊人的钱币，是所有希腊化王国的唯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