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南德之后，希腊人与巽加王朝的关系有所缓和，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大约在希腊人国王安提亚尔吉达斯(Antialcidas，约前115-前95年)在位之时，他派驻巽加王朝的使者赫里奥多罗斯(Heliodorus)在中印度的毗底沙(Vidisha)立了一个石柱，称为“贝斯纳加尔石柱”(Besnagar Pillar)。该石柱有两处铭文，用婆罗米文写成。其一：“这个万神之神Vasadera(Krishna，克利须那神或Vishnu，毗湿奴)的金翅鸟(Garuda(99))石柱，是由虔信者、狄翁(Dion)之子、塔克西拉人赫里奥多罗斯(Heliodorus)所立。他是来自伟大的国王安提亚尔吉达斯宫廷的使者，前来晋见Kasino之子、救世主Bhagabhadra的使者。时在其在位第14年。”(100)其二：“节制、克己、正直，只要奉行这三条不朽的格言就可通向天堂。”(101)可见，希腊人已经对印度的神祇和文字非常熟悉，而且对印度的神顶礼膜拜，这里既无希腊语，也无须将印度神与希腊神认同，大概在赫里奥多罗斯眼里，印度的神就是自己的神，尽管他对自己的希腊人身份仍然念念不忘。当然，塔恩估计这个石柱是他的印度书吏以他的名义而立的，也不无道理。但他能允诺此事，实际上就是对另外一种文化的默认。塔恩还采纳其他学者的观点，认为这三条格言是对《摩诃婆罗多》中两段话的概括。(102)但此说值得商榷。因为塔恩之后，考古学者在阿伊·哈努姆遗址发现的来自希腊本土德尔斐神庙的格言内容就与此相似，都是劝人适度、自制、正直，都给人指出了恪守这些格言的美好前景，或“死而无憾”，或“通向天堂”。(103)或许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把这些格言带到了印度，从而使希腊的人生道德理念与印度宗教伦理精神合二为一。
    希腊人在不可避免地被印度化的同时，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力图使它们与印度的本土文化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印度化的过程也是希腊化的过程。犍陀罗艺术就是希印两个民族、两种文化长期共存，相互影响的结果。(104)首先，希腊人对印度神的认同，尤其对佛教的皈依，奠定了犍陀罗佛教艺术产生的基础。只有这种认同，才能促使印度-希腊人的艺术家(他们或许已经对印度的各种宗教观念和人物比较熟悉，或许已经像米南德那样皈依了佛教)在表现他们心目中的佛陀或其他佛教人物时，用可以认同的希腊神人来表现仍然处于象征意义阶段的印度的对应神。其次，希腊神人同形同性的观念对于佛教崇拜对象的人形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既然佛陀如此伟大，为什么不能用人形来表达呢？何况佛陀本身就是现实中的人，并非像希腊神那样虚无缥缈。因此，犍陀罗佛教艺术诞生的前提是对佛教的信仰、对佛教人物和希腊神的认同。所以后来才会有类似太阳神阿波罗的佛陀，以及类似于赫拉克勒斯的护法金刚(Vajrapani)。
    希腊人对印度神和宗教观念的认同从钱币上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阿伽托克勒斯和潘塔勒翁为代表，是对印度神或宗教崇拜对象的认可。但有的宗教人物或观念仍以隐喻的形式出现。如用狮子、菩提树、佛塔表示佛陀或佛教。(105)第二阶段以米南德为代表，除了继续使用单一隐喻性符号表示对印度神和宗教观念的接受外，他的钱币上开始出现希印对应的隐喻符号，如象头/木棒型(表示佛陀与赫拉克勒斯)、公牛头/三脚架(表示湿婆与阿波罗)、法轮/棕榈枝(表示佛法与胜利、和平)，(106)这就表明，这时的希腊人不仅接受了印度的神和宗教观念，而且有意识地把他们与希腊的神和宗教观念相等同。虽然佛陀的形象还没有出现，但佛法已经与希腊表示胜利、和平的标志物等同对应，这说明佛教已经深入印度-希腊人心中。他们既然能够在钱币上显示印度其他神的形象，那么佛陀形象的出现也就会为时不远。虽然在钱币上有铭文“BODDA”和图像能够明确认定的佛陀形象出现在贵霜迦腻色伽时期(说法颇多，大致在公元78年到144年之间)，但并不能排除此前佛陀形象的出现。在属于印度-斯基泰人时期的盥洗石盘(toilet tray)上似乎已经出现了佛陀的坐像和涅槃时的情景。(107)有学者注意到，印度-斯基泰人国王毛伊斯(Maues，约前85-前60年)的钱币上已有佛陀的坐像(一人直身端坐，呈单跏趺坐状，疑为佛陀)。(108)在阿富汗贾拉拉巴德(Jalalabad)西部比马兰(Bimaran)村一座佛塔中发现的圣物盒(relic casket)上也有佛陀的立像，造型精致逼真，身穿僧衣(僧伽梨，sanghati)，右手施无畏印，有头光、头髻。这说明此前已有较为成熟的佛陀形象出现。与此同时出土的还有斯基泰国王阿泽斯的钱币。尽管它们属于阿泽斯二世(Azes Ⅱ，约前35/30-前12/公元10年)还是后人发行(约公元60年)，学术界尚有争论，(109)但可证明最迟到公元1世纪中期时佛陀的完整形象已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把从毛伊斯钱币到比马兰圣物盒的这一段时间视为佛陀形象的形成期，视为犍陀罗艺术的开端。当然，佛陀形象的出现只是犍陀罗艺术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一般认为，他的原型是希腊的阿波罗神。(110)从阿波罗到佛陀，这个革命性的变化应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111)但无论如何，这么一个由象征符号到具体人物的教主形象此时已经出现了。围绕他生前身后的故事成为犍陀罗艺术的主要题材，希腊的建筑风格、服饰特征，以及神话人物形象都在佛教艺术中得到反映。从现在的考古资料和学术界公认的观点看，犍陀罗艺术的繁荣和传播是在贵霜迦腻色伽时期(公元2世纪)，但它的源头却无疑是在印度-希腊人统治时期。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发现也提供了间接证据，如希腊爱奥尼亚式、多利亚式和科林斯式柱头、各种希腊神人的石头雕像。特别是他们创造了一种在希腊本土罕见的泥塑艺术，即先用铅杆或木棒组成骨架，然后在上面涂上泥或者灰泥，塑成神像。(112)这些艺术形式后来都成为犍陀罗佛教艺术，尤其是印度-阿富汗艺术流派的特征，(113)进而影响到中亚和中国的佛教雕塑艺术。结合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的线币图像所具有的强烈现实主义风格，可以说，在希腊人统治的巴克特里亚地区曾经存在着一个独具特色的艺术流派。随着他们进入印度，这种艺术流派及其风格也就随之而来，通过与印度佛教文化和宗教传统的融合，从而孕育了传播于南亚、东南亚、中亚和东亚并且影响至今的犍陀罗艺术。
    公元以后，随着印度-希腊人王国的消失，作为希腊人的Yavanas也逐渐融入了印度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但这并不等于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长期共存和交融成果的消失。除了犍陀罗艺术之外，印度的天文学、医学、文学、文字、戏剧、钱币、城市规划等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些Yavana或Yona人带来的和在印度创造的希腊化文化的影响。(114)这种外来文化已经融入了印度文化之中，成为印度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希腊化与印度化的成分兼而有之，只是在不同的领域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后来进入印度的斯基泰人、帕提亚人、贵霜人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这一混合文化的影响，并在模仿的同时增加了新的多元文化的因素(如钱币上的图像)。因此，单纯讨论这些Yavana的历史是希腊化王国的历史还是印度古代史的一部分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就文明的属性而言，印度-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所创造的文明当然可以属于希腊化文明的范畴，但就地区史、国别史而言，他们活动的地区毕竟在印度西北部，将他们的历史归入今日印度(或巴基斯坦、阿富汗)古代史也在情理之中。纳拉因的“希腊人来了，希腊人看见了，但印度人胜利了”的结论有其合理之处。从整个希腊化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似乎也是所有希腊化王国，所有在东方之地上曾经作为统治民族的希腊人的共同宿命之所在。但这样的结局并不能否认希腊化王国在东方大地上的长期存在，不能否认一度盛行于这些王国的以希腊文化为主同时融合其他当地文化因素的希腊化文化或文明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塔恩把包括印度-希腊人在内的巴克特里亚王国视为第五个希腊化王国也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就希印文明的交流融合而言，印度-希腊人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印度人的胜利，而是二者在文化上、乃至民族上的成功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