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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从佣人这一方来观察佣人的社会化。从客观方面来说,佣人的社会化还有面对外在力量的作用而做出的反应。对佣人来说,最主要、最直接的外在力量莫过于雇主,理论上,雇主要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去对待佣人。但在实际上,雇主与佣人首先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像父母与子女一样的关系是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的,虽然历史上不乏感情深厚的主佣关系,但不睦的主佣关系更常见。在后一种情况下,佣人往往处于弱势。占据支配地位的雇主可以借故虐待佣人,以各种口实打发主佣合同即将届满,需要支付工资的佣人。如果是女性佣人,那么,在面临一般的佣人可能遭受的欺凌以外,她还可能要面对来自男性雇主或男佣的性侵害。身处弱势的佣人要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学习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乃至自己的身体而又不至于危及主佣关系,这不仅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任何行将踏入社会的人必须掌握一种技能。与那些有父母的保护和家庭的依靠的年轻人相比,生活周期佣人可能更懂得社会的复杂性,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在社会中驾驭自己的本领。 总之,“生活周期”为佣人们提供了切实、广泛的社会化的条件,与一般的年轻人的社会化环境的主要区别在于,生活周期佣人离开了父母的依赖,他们在“生活周期”中学习、磨练自己,独立自主和奋斗进取的精神随着他们身体的成长而发展起来,家庭服务就其本质来说,就是鼓励人的独立性[69]。 的确,正是这种独立性,致使前工业化时代的西方社会里,晚婚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生活周期佣人是一些处在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到结婚成家之前这个阶段的年轻人,结婚意味着他们的佣人生涯的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说,做佣人的直接目的就是结婚。所以,佣人的“生活周期”的长短与结婚年龄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已经指出,大多数佣人的生活周期是从15岁左右开始的,如果他(她)们需要10年左右的佣人生涯才能积聚起建立独立的家庭生活的物质基础,那么,佣人们大概要到25岁左右才刚刚具备婚嫁的条件,这个年纪以传统时代的标准来衡量可算是晚婚了[70]。现在,历史人口学有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业化以前的西欧和西北欧地区,存在过一个以晚婚和相当多的人独身为主要特点的“欧洲婚姻模式”[71]。生活周期佣人与欧洲婚姻模式这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不仅是因为大多数佣人结婚较晚,而且还因为这两个现象具有共同的地理分布。根据历史学家哈捷诺的著名研究,在欧洲,从前苏联的列宁格勒到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一线以西的欧洲地区存在着“欧洲婚姻模式”,这个地理范围大体上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西方的欧洲地区,东欧和东南欧不在模式之内。而根据米特罗勒的研究,生活周期佣人现象也具有与“欧洲婚姻模式”相似的文化和地理特征[72]。 如果情况真的如此，那么，“生活周期佣人”这些历史上的小人物，不仅与欧洲特定时期的婚姻家庭制度、与当时欧洲社会劳动力的来源和构成及人口流动有关，而且也能够成为我们在探索欧洲近代早期的人口增长和近代社会的起源时，需要关注的一个因素。 俞金尧，196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