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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货币比价在1870年代初开始转变为钱贵银贱,具体时间节点有同治末叶、1871年、1873年、1875年等不同说法。这些说法的依据稍有差异:“同治末叶说”与“1871年说”所依据的数据资料均来自于上海税务司1870-1904年的海关统计报告(92);“1873年说”的依据来自《北华捷报》1870-1900年刊载的上海规元与制钱比价资料(93);“1875年说”的依据来自罗玉东从江苏省厘金奏报档案中整理出的1874-1908年银钱兑换率(94)。可见,上述说法均是依据晚清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银钱比价资料(95),并依此而推之于全国。虽然这些数据序列较为完整,但却有明显的以偏概全之嫌。因为不少其他地区的资料显示,1870年代初期的钱贵银贱趋势并不明显,甚至频繁出现银价持续上涨的现像。四川犍为县在1869-1873年、1875-1876年间均有较明显的银价上涨(96);山西的现有数据显示1871-1875年间的银价持续上涨(97),1876年亦继续增长(98);江西省在1873-1874年间银价日增(99),1875年冬至1876年初银价又涨(100);地处东北的盛京,在1876年至1877年初,银价处于明显上涨的态势,之后开始大幅跌落(101);直隶省在1876年仍处于银价上涨的情况之中(102);北京在1876年亦处在“银价太昂”的形势中(103);上海在1876年甚至还出现了银价日昂的现象(104)。所以,以1870年代初期作为全国“钱贵银贱”出现的节点,并不能使人信服,应该重新审视。 需要注意的是,1876年,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地的旱情已较为突出,清政府亦饬令被灾各省“讲求救荒之策”、“加意赈恤”,但此年的救灾仅以蠲缓、设粥厂、借济仓谷等措施为主(105),并未出现省际间赈款、赈粮的明显流动,大规模的赈灾活动到1877年才开始。故1876年灾区发生了灾情蔓延与银价上涨同时存在的现象,如直隶“今年春夏亢旱,销数愈滞,兼之银价日昂,亏赔益多”(106);山西“本年春夏亢旱,岁歉民贫,脚价既增,银价又贵”(107)。 现有资料表明,较明显的全国性钱价上涨出现在1877年,并大范围扩散,于1878年钱价水平达到高峰,至1879年钱价增长才基本结束。钱价变化的这一过程与“丁戊奇荒”及其赈灾活动的发生、发展相始终。 随着灾情日益严重,灾区产生了对制钱的大量需求,并通过赈灾活动将此传递到了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对华北的赈灾活动中,出现了大规模以银易钱、运输钱文的行为,短期内带动了全国性的钱价上涨与银价下跌。如,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扬州“于日来钱价步步见涨,洋价步步见跌,均因山东赈款共需大钱五六十万串,克期解清”(108)。光绪三年(1877年)十月,天津、上海、苏州、扬州、宁波等地均因向灾区大量输送赈灾钱文,而使钱价异常昂贵(109)。正如时人所论,“吴门来信……闻有人载钱数十万串,带至天津发赈,故钱价复涨,洋价更跌,日来每洋不过1010文云。回忆去岁秋冬之时,沪上钱价日涨,亦均谓系运往天津办理赈务。今省垣又复如此”(110)。但持续不断的外部赈款并未真正缓解灾区对制钱的庞大需求,如,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哀鸿载道,所急者不在粮米,而在钱文”,时人对此颇为不解,“夫晋省素号银窟,汇兑银号遍于天下,际此荒灾,反苦无钱,是道是理之不可解者也”(111),至光绪四年(1878年)六月依然是银价日落、钱价高企(112)。河南的制钱供应亦极为窘迫,光绪四年(1878年)三月“汴省艰食而兼钱荒”、“汴城有银不能换钱,有钱不能换粮”(113)。四月,虽有皖北铜钱入豫,但钱价依旧高昂,根本不敷赈用,“灾民苟有钱文,即可籴食,故弟等定见放钱。所恨者银价只一千一百八九十文,且少现钱。河南银价一千三百余,皆系用票,访问多人,万不能在河南易钱”(114);五月,钱文仍严重匮乏,赈豫人士不得不长途跋涉,“往临清购钱”、“往清化买钱”、“由省运钱至获(嘉)”,疲于奔命(1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