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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戊奇荒”之后的银钱比价 光绪七年(1881年),盂县(属平定直隶州),“出换银一千八百七十九两三钱五分……入换银钱三千一百一十六吊二百三十九文”(63)。银价约1658文/两。 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平遥,“刻下钱数一千五百三十一”;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刻下钱数一千五百三”;光绪十七年(1891年)五月,“刻下钱数一千五百一十四”;光绪十八年(1892年)六月,“刻下钱数一千五百三十六”(64)。 综合上述银钱比价数据,可以制做一个“丁戊奇荒”前后的山西省银钱比价简表,如下。  由上可知,山西省的银钱比价资料非常零散,无法进行成序列的比较。但从数据相对集中的光绪三年(1877年)、光绪四年(1878年)、光绪五年(1879年),可以粗略看出银钱比价变动的趋势特点。 首先,在时间跨度上。①1877年较集中地出现了银价下跌、钱价上涨的现象,钱价明显高于1877年之前,1877年较其1870年代上半期的平均钱价高出了近700文。②1878年山西省总的银钱比价形势较1877年更加严峻,钱价呈继续上升趋势,尤其是受灾最重的晋南地区,晋南1878年总的平均钱价较1877年上涨约150文。③1879年之后的钱价则明显处于回落状态,要远低于1877-1878年的钱价,如光绪五年(1879年)初的平阳府钱价已明显回落,“粮食除麦以外杂粮不过较丰稔时贵一倍耳,银价则较去年每两贵至一二三百文不等,故已渐有转机”(65);平遥县在光绪十五年至十八年(1889-1892)间的银钱比价(66),明显低于“丁戊奇荒”时期晋中的钱价,但要高于“丁戊奇荒”之前的钱价。这一趋向也显示出,同治朝以后总的银钱特点逐渐转向“银贱钱贵”(67)。④在灾情最严重的1877、1878年,山西钱价的年内变化亦呈现较明显的上升趋势,如光绪三年(1877年)晋南多个地区在九月、十月、十二月的最高钱价分别为1100、900、875文/两;光绪四年(1878年)沁州及河东等地区的钱价亦呈年内逐步上涨的态势。 其次,在地域跨度上。①“丁戊奇荒”时期,山西出现了全省域的钱价上涨,如1877-1879年间的钱价总体升为1050～1260文/两(68),远高于其前与其后的钱价。②晋北的钱价低于晋中,而晋中的钱价又低于晋南(69),晋南的形势最为严峻。这种情况与山西省“丁戊奇荒”期间的粮价分布非常相似,“(光绪三年)以晋南地区的解州、蒲州府、平阳府、绛州最高”;“光绪四年山西粮价较上年总体走高,峰值依然集中于晋南地区,晋中地区紧随其后(晋北地区没有记载,但通过灾情可以看出晋北受损最小)”(70)。故灾荒愈严重的地区粮价愈高,而当地银钱比价也愈高,即钱价随粮价快速上升(71)。③在一定程度上,“丁戊奇荒”中大量以银易钱的出现,使灾区的钱价远高于其他地区,并在短期内带动了全国性的钱价上涨,此点在后文将有较为详尽的论述。 此外,如前所述,“丁戊奇荒”时期山西省出现明确粮价的64个州县中,以制钱标价的达到44个。以白银标价的20个州县中,19个来自晋中、晋南的重灾区,其中平阳府有5个、蒲州府4个、绛州直隶州4个、解州直隶州3个、隰州直隶州3个(72)。可见,此种情况与上述分析是相呼应的,说明灾情越严重的地区制钱流通越稀缺,被迫以银两作为粮价的标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