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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丁戊奇荒”时期银钱比价变动的影响 灾赈的绩效点体现在,如何将有限的赈粮或市场粮食,及时有效地散发或粜卖给饥饿的灾民。其中通过市场到达灾民手上的粮食,需要货币作为媒介,以进行粮食的运输、赈款的兑换、发放,这些都受到银钱比价变动的直接影响,而且重大的地域性银钱比价变动也会间接影响全国的银钱比价走向。 1.由于银价下降、钱价上升,进一步抬高了粮价,降低了灾民的实际货币购买力,也降低了官方与民间的灾赈速度,尤其削弱了赈灾款项的实际含金量。 大荒中的灾民(本身已无存粮)一般有四种获得粮食的途径:①本省仓粮、粥厂、外来各类赈粮对灾民的免费发放;②灾民用发放的赈银(易钱后)、赈钱购买市场上的粮食(平粜粮、私家粮);③灾民典卖自身物品后购买市场上的粮食(平粜粮、私家粮);④抢掠、变匪、吃大户。其中,第①种需勘灾后对极贫、次贫进行赈济;第②③种均需要通过交易才能获得粮食,制钱为主要媒介;第④种仅少部分地区偶尔发生。故共三种类型。 由于向灾民赈放钱文、灾民购买食物等活动,短期内增加了对制钱的额外需求,引发山西市场上制钱流通量的相对不足。“丁戊奇荒”时期,山西省以制钱示价的各类商品,除食物外(粮食为主),价格均极为低廉,如辽州“贫民鬻田物以求生,然少买主,价钱极贱,良田每亩数百钱,崇楼广厦仅易米一、二升而已”(73);文水县,“图书名迹,尽前贤祖父搜罗,费万钱,尽被收荒收拾去换将一饱也”(74)。制钱的大部分流通量涌向了粮食市场,直接降低了灾民第③种途径的有效度。同时,由于粮食市场中大量制钱流入,粮价上涨的实际速度比钱价更为迅速,如光绪三年(1877年)九月,太原地区的粮价约为1.8两/斗米,至光绪四年(1878年)五月升至约4.6两/斗米(75),增长了近156%,而同期的钱价则从1162文/两最多升至700文/两(76),最多增长66%。所以,制钱大量流入粮食市场,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灾民的货币购买力,间接降低了灾民第②种途径的有效度。 更为严重的是,进入灾荒高峰的1877年以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出现了“钱荒”,尤其是官方掌握的制钱急剧减少,这既说明灾荒时期社会巨大的制钱需求迅速扩张,又显示官方与民间的赈灾效率出现了不可控制的下降。如光绪三年(1877年)十一月,襄陵县知县钱墉本应根据成例发放赈粮或相应的赈银,但“鉴于粮食储备有限以及银钱兑换率很低,知县决定发放钱文和粮食,不发相应的银子”,至光绪四年(1878年)三月,因制钱短缺,“发放钱文”被迫完全中断(77),仅仅维持了4个月,以后再未发放过。考察山西赈灾中的制钱流通、回笼情况,也可看出制钱的市场短缺以及官方在稳定银钱比价方面的无力。曾国荃在赈灾期间曾连续向朝廷上“晋省官民捐赈请奖疏”,以鼓励、表彰社会捐助对政府赈灾的巨大支持。自光绪三年(1877年)至光绪五年(1879年),山西的官民捐赈连续不断(78),但第二次捐赈(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后,捐钱额数呈明显的骤减趋势,且捐钱总额远小于捐银总额。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曾国荃上奏“遵旨报销赈款疏”,对两年来的山西赈务情况进行了全面总结,内称“计自光绪三年陆续开赈起,截至本年五月底止……共收入款银一千三百二十万一百一十八两七钱零、钱二十七万六千五百五十七千七百六十六文……至于出款,共支发各项银一千零七十万三百一十五两零、钱二十七万六千五百五十七千七百六十六文”(79)。可见,此间山西收入的制钱竟全部支发完毕,没有库存,这从侧面亦证明了市场上制钱流通的紧张程度,并显示出官方所获取的制钱收入大部分来自捐赈。 此外,灾区钱价的高涨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外地赈款的收兑、分发,削弱赈款(银两为主)的实际含金量。因为灾区的钱价要明显高于外部地区,如《上海经募直豫秦晋赈捐征信录》显示,1878年上海的银钱比价约为银1两合制钱1610文(80),而晋南临汾同期的银钱比价则为1000文/两。这样,由上海发送至晋南地区的赈银,其兑换制钱的含金量缩减了约610文,丧失了近38%的钱文,而灾区钱价上涨的速度又远远赶不上粮价的上涨速度,所以,由外地运入的赈银的含金量在灾区便大大缩水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