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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盛京将军崇实、奉天府府尹庆裕奏报奉天所属地方光绪二年七月雨水六月粮价七月银价情形事》,光绪二年八月二十日,档号:03—6761—003;《录副奏折,奏报盛京城及奉天所属地方光绪三年正月得雪上年十二月粮价本年正月银价情形事》,光绪三年二月十三日,档号:03—6766—041;《录副奏折,奏报盛京城及奉天所属地方光绪三年八月得雨七月分粮价八月分银价情形事》,光绪三年九月初六日,档号:03—6770—033。 (102)(106)“光绪二年十月三十日京报全录”,《申报》第10册,第59页(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103)《京师近日情形》,《申报》第9册,第401页(光绪二年九月初十日);《录副奏折,通政使司通政使于凌辰奏为大钱太贱银价太昂请改铸制钱事》,光绪二年十月初六日,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3—9527—029。 (104)《洋价叠涨》,《申报》第8册,第597页(光绪二年闰五月初八日)。《北华捷报》刊载的1870-1900年上海规元与制钱比价资料亦显示,1876年上海银价上涨、钱价下跌(1875年1505文,1876年1527文,1877年1494文,1878年1435文),参见郑友揆:《十九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及对外贸易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2期。 (105)何汉威:《光绪初年华北的大旱灾》,第45页;夏明方:《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郝平:《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第112～115页。 (108)《利邗钱市》,《申报》第10册,第501页(光绪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109)《钱贵洋贱》,《申报》第11册,第454页(光绪三年十月初五日);《钱市窒碍》,《申报》,第11册,第474页,光绪三年十月十一日(1877年11月15日);《津郡钱价》,《申报》,第11册,第542页,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一日。 (110)《论近日钱银》,《申报》第12册,第481页(光绪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111)《论贩米赈晋》,《申报》第11册,第582页(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112)“光绪四年六月二十日京报全录”,《申报》第13册,第114页(光绪四年七月初四日)。 (113)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8册,第5587、5601页。 (114)(115)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8册,第5589、5606页,第5607页。 (116)(117)参见表3。 (118)《录副奏折,詹事府右庶子宝廷奏为银价骤坠旗民商贾皆困请恩赐借局钱放给八旗兵饷事》,光绪四年六月初八日,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3—6070—104。 (119)“光绪丙子二年,夏大旱。丁丑三年,岁旱,减捐输。”民国《犍为县志》杂志,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33页. (120)参见表2、图1。 (121)《论近日钱银》,《申报》第12册,第481页(光绪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122)《姑苏近事》,《申报》第12册,第453页(光绪四年四月十九日)。 (123)《论近日禁用小钱事》,《申报》第12册,第457页(光绪四年四月二十日)。 (124)《喜闻中国将铸银圆消息》,《申报》第12册,第525页(光绪四年五月初十日)。 (125)《办茶冷澹》,《申报》第16册,第293页(光绪六年二月初十日)。 (126)《综核白金出纳》,《申报》第12册,第557页(光绪四年五月十九日)。 (127)《钱贵洋贱》,《申报》第11册,第454页(光绪三年十月初五日)。 (128)《论近日钱银》,《申报》第12册,第481页(光绪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129)参见表2、图1、表3。 (130)大量史料显示,山西、河南等重灾区的人口损失极其严重,这在客观上缓解了灾区对赈粮、赈钱的需求,从而影响货币的流通结构与流动方向、以及商品市场的供需结构,并持续一定的时间。夏明方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环境史研究”课程上,曾多次讨论战争与灾荒造成的人口损失对社会生产、商品市场、货币结构的影响。此处即受夏老师观点影响。 (131)灾后,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随着经济生产的恢复、商品市场的发展,社会对白银与制钱的需求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形成一般的货币流通规律,贵金属的社会需求重新增加,银价亦随之上升。王宏斌对此问题曾有过较详细的分析,参见《晚清货币比价研究》,第3、103～105页。 (132)依据表2、图1可知,上海1887-1888年间的钱价才回升至1877-1878年间的水平;江苏1886-1887年间的钱价与1878-1879年间相仿;犍为县则滞后些,1890-1891年间的钱价才恢复1879-1880年间的水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