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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5)光绪《山西通志》卷82《荒政记》,第353、354页。 (82)参见闫丽:《“丁戊奇荒”期间清廷赈粮调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08年。 (84)光绪《虞乡县志》卷十一《艺文》上,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86)“光绪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京报全录”,《申报》第13册,第143页(光绪四年七月十二日)。 (87)梁启超认为始于同治末叶,主要由于制钱供给的减少所引起;彭信威认为始于同治十年(1871年),郑友揆认为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王宏斌认为始于光绪元年(1875年),三者均以国际银价下跌、铜价上涨为引发“钱贵银贱”的主要原因。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1910年),《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二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87页;郑友揆:《十九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及对外贸易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2期;王宏斌:《晚清货币比价研究》,第110页。 (88)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1910年),第16、18页。 (89)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87页;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221页;郑友揆:《十九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及对外贸易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2期;谢杭生:《清末各省官银钱号研究(1894-191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210页;王宏斌:《晚清货币比价研究》,第114页;张宁:《中国近代货币史论》,第63页。 (90)彭信威所引数据来自梁启超的《各省滥铸铜元小史》(《饮冰室合集》第21集,第15页),彭将梁启超书中的海关两统一换算为了库平两。在笔者查核数据时发现,林满红的《银线》书中“清朝的银钱比价1644～1911”表存在较大问题(《银线》第76～77页),其1853-1911年间的数据全部是引用民国《犍为县志》关于犍为县的相关数据,而且自1859年以后的数据出现了与原文献错位的错误,因为民国《犍为县志》中缺少1859年的数据,而林则将1860年的数据放入1859年中导致错位,至1899年又录错,1909年以后才与《犍为县志》一致。张家骧的《中华币制史》中亦有一处错误,即将上海税务司报告中1873年数据写错(本来应为“1800”,误写为“1808”,该书第二章第33页),由于这两本书的影响力较大,相关数据多被引用,故应引起注意。 (91)表中部分银钱比价原始数据为地方银两(如“漕平”、“规银”、“洋元”等)与制钱(如“津钱”、“九六钱”等),并存在“短陌”行为,为方便起见,笔者均按当时的折算标准,统一为库平银与制钱数的比价。资料来源:《李鸿章全集》奏议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50页;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8册,第5596、5606、5609、5612、5617、5626、5678页;《申报》第4册第281页,第8册第241页,第9册第493、577页,第10册第137页,第11册第429、461、481、553页,第12册第37、225、257、386、482、483页,第16册第145、150页,第18册第313页。 (92)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1910年),第18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87～588页。 (93)郑友揆:《十九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及对外贸易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2期。 (94)王宏斌:《晚清货币比价研究》,第114页。 (95)前三种说法均来自上海;“1875年说”来自上海、苏州、南京三地的综合。 (96)参见表2。 (97)参见表1。 (98)(107)“光绪二年十一月初五日京报今录”,《申报》第10册,第79页(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99)“十三年新正月二十二日京报全录”,《申报》第4册,第281页(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 (100)《南昌钱市情形》,《申报》第8册,第241页(光绪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