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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昂的钱价大大增加了运脚费用,明显降低了外地粮食输入灾区的效率与效益。 “丁戊奇荒”期间山西官方所获全部粮食的流通情况较为复杂,“至赈灾结束时,山西省共集粮一百七十六万余石,其中奉拨南漕、东漕约四十八万石,采运粮四十七万石,仓粮约七十六万石,各省捐粮约六万石”(81)。但这些粮食到底是如何分配的,有多少是通过市场交易到达灾民手中的,有多少是直接赈济给灾民的,现在还无法完全弄清楚(82)。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除本地仓谷以外的100多万石粮食是由外地各省艰难运输至山西的,而其中的运脚费无疑是一项巨额开支,如曾国荃所讲“内外运费乃赈款第一大宗,故此次所用尤为特巨”(83)。以山西虞乡县为例,自1877年秋至1880年夏,虞乡县陆续得到外来赈粮、平粜粮的救济,“统计各路漕粮暨籽种共壹万贰百柒拾玖石有奇,领运脚银壹万壹千贰百壹拾陆两有奇,又领脚钱伍千贰百壹拾玖千有奇”(84),每石粮的运脚费用平均高达银1.09两,另加钱507文。 灾区高昂的钱价又增加了运输成本,主要体现在对运输劳力的货币支付上,以制钱为主。赈银仅能兑换较少的钱文,而由于灾荒劳动力锐减,工钱益高,尤其在与粮食相关的行业中,迫使更多的赈银耗用于运费。正如曾国荃所言:“运费一项远或数千里,近亦数百里,无论船运、车运、驮运、夫运,均照民价雇募,而正当灾祲之时,羸马日形短少,人夫四处流亡,民价之昂固已数倍于昔,时且民间雇价多系以钱文交易,而其时每银仅值千文,以故运费之多,较他项尤巨,几居大半云。”(85)此外,商运粮食的运费还要高于官方,“商贩之粮脚价比官粮尤贵,贾客贸易营生操奇计赢以图余利是其惯技,售价不能与官粮相等”(86)。 3.“丁戊奇荒”时期灾区的银钱比价变动短期内带动了全国性的钱价上涨,这一影响与中国19世纪后半期“钱贵银贱”的趋势相交织,成为影响清末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学界对19世纪后半期中国出现“钱贵银贱”现象的判断,基本倾向于:同治末光绪初,银钱比价发生明显转折,由银贵钱贱变为钱贵银贱了(87)。对此,梁启超很早就做出了较为典型的解释:“然自同治末叶以降,钱价之比于银,反日见其涨,此则别有原因焉”,“盖自南京沦陷以后,政府见铸钱无所获利,各省钱局,率皆闭歇,即间或铸,亦时作辍,且为数甚微,而前此好钱销毁已尽,所余惟沙板鹅眼之属,民间私铸,亦无利可图,故钱之供给日少,而国中人口,每年平均,约增加百七十万,一切交易大半以钱,故钱之需求日加。咸同之间通商初开,入口货多而出口少,银之流出者多,而国内银价腾,及大乱既定,休养生息,对外贸易,渐保平衡,银稍稍来归。”(88)后来的学者,也基本围绕制钱日少、铜矿减产、国际银价跌落等因素来解释(89),但均未涉及灾荒对银钱比价的影响。 通过前文可知,“丁戊奇荒”时期山西省的银钱比价发生了极其剧烈的变动,对当地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该时期全国其他地区的银钱比价情况如何?变动原因及影响又如何?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