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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情况对应,灾区及外部地区的钱价均出现了显著上升,且1878年的钱价总体上高于1877年,而1879年钱价逐渐回落。灾区的银钱比价变动非常剧烈,如,河南1878年内的平均钱价比1877年上涨了290文,1879年则比1878年回落260文(116)。外部地区,如江苏、上海、宁波、天津、南昌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钱价变动,只是变动的幅度要小于灾区。同时,若以年内变化来看,河南灾区在1878年内钱价逐步上升,如洛阳十一月的钱价比七月上涨38文(117),而且受灾严重的豫西北地区(如济源、怀庆、渑池、陕州等地)钱价明显高于受灾较轻的豫南地区(周家口等地),此特征与前述的山西年内变化相一致。北京在1878年也出现了钱价上涨、银价骤跌的情况(118)。此外,四川犍为县地处西南,其该时期的钱价变化能够对上述立论进行很好的检验。犍为县在1876、1877年亦遭受了旱灾(119),钱价在1876-1879年间快速上涨,以1878年的上涨幅度最大,之后钱价缓慢回落,至1880年代中期止(120),这一趋势与华北灾区、江南地区的钱价变化相吻合。可见,全国各地的钱价变化在“丁戊奇荒”时期呈现出相当一致的钱价上涨趋势。 当然,影响银钱比价变动的因素很多,有前文所述及的常规因素(制钱铸造、铜矿产出、市场贸易、国际银价等),也有难以预测的非常规因素(战争、灾荒等)。“丁戊奇荒”时期各地的钱价变化即受到常规与非常规因素的影响,如,处于重灾区的山西、河南、直隶等地铜钱奇缺、钱价高昂,除前述的灾荒因素外,还有“道光以来钱局鼓铸既不如额,民间销毁又日见多”的因素(121);苏州钱价在1877-1878年不断上涨,除了赈灾晋豫、输送钱文的因素外,还受“府宪谭太守禁止小钱,概用通足卡钱”的影响(122);上海亦有类似情况,“上海城厢内外去岁得知苏杭各处禁用小钱,亦欲效之,于是大张晓谕奉宪禁止小钱”(123);天津的钱价日昂,除受赈灾影响外,还有毁钱、私铸的因素,“近来铜钱日少,银价日贱,皆缘奸人在暗毁国宝、私铸砂钱之故”(124);南昌的钱价则受到茶叶市场贸易的季节性影响(125);国际银价下跌的因素亦不能忽视,“前、去两年,银价与金价相较,银价实为大贱,盖缘昔年欧洲诸国除普国等以银为准外,余皆以金为准,迨至普法交战后……普廷陆续将银出售,银日多而价日贱……”(126)制钱铸造在道光朝以后即持续减少,其影响是长期的、缓慢的,而私铸小钱、市场季节贸易、国际银价跌落等因素更是潜移默化地在商品市场运行中逐渐产生影响的,这些因素并不能在短时期内造成全国大范围的钱价波动。可见,上述常规因素对钱价变化的影响在“丁戊奇荒”时期,明显处于次要地位,真正在短时期内推动全国性钱价上涨的还是此次空前的华北大灾荒。正如时人所述,“苏城日来洋价日就跌落,询之市人,据云豫晋振务大半多载钱而去,故钱价日贵,而洋价日贱云”(127),“直隶、豫、晋三省散赈之钱,均须由南往……苏、沪两处均仅因运去钱数十万,即使钱价骤涨”(128)。 1879年之后,各地银钱市场总体上呈钱价下跌、银价回升的态势,并延续至1880年代中期,其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钱价增长期(129)。考察1879年之后近十年的钱价回落、银价增昂现象,除关注气候回归正常、灾情缓解、赈粮赈款供应等情况外,尤其应注意人口损失对银钱市场及粮食市场的影响(130),以及灾后社会经济恢复、商品市场发展对银钱市场的影响(131)。同时,随着灾荒这一非常规因素的退却,以国际银价变化为代表的诸常规因素对银钱比价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尤其到了钱价重新上涨的1880年代中期以后。限于本文的篇幅与结构,该问题论述从略。 综上所述,“丁戊奇荒”导致的银钱比价变动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也未纳入到对19世纪后半期“钱贵银贱”现象的讨论。从银钱比价变动的客观结果上讲,发生“丁戊奇荒”的1877年才是中国1870年代“钱贵银贱”现象出现的时间节点,灾区与外部地区之间通过大规模的赈灾活动发生了频繁的粮食与银钱互动,短时间内带动了1877-1879年全国性的钱价上涨、银价跌落。这一明显的货币结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其后十余年的金融波动(132)。而出现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前文述及的诸常规因素,而是一场罕见的华北大灾荒。若联系到乾隆八年～乾隆九年(1743-1744年)大旱灾、道光前期的大瘟疫、咸丰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末上海的金融风潮,则可以考察在大灾荒、大动乱、大投机中的银钱比价与人口、粮价、金融、外贸等有着何种的重大变动趋向,并如何影响着当时及其后的经济形势。这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地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