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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城乡差别与中国农村的未来 孙:在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促进了农业的极大发展,大大改善了农村的生活水平,而且带来了农民的自由流动,进而批评改革开放前30年的计划经济、统购统销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导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固化,使城市和乡村之间形成难以逾越的鸿沟。您对此是如何认识的? 朱:首先,我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农村生活面貌相比改革开放前有普遍的显著的改善,农民也可以在城乡间自由流动,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但我认为同时也应当看到把家庭承包当成是这些变化的唯一原因,认为计划经济、统购统销政策是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源,这些说法并不符合事实。这样认识问题,很容易造成对实际情况的误判,使工作出现新的损失。 不错,改革开放后农村、农业面貌的大改观主要靠的是政策对头、包产到户,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前的合作化、集体经济为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打下的基础,没有工业化建设为农业机械生产、化肥成套设备制造打下的基础,单靠政策对头、包产到户,要做到这些也是不可能的。旧中国农民从地主手中“承包”土地,包了上千年,单位面积产量并没有多大提高。其中除了地主阶级的超经济剥削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田基本条件不好。江苏的华西村在“大跃进”中就是典型,那时吴仁宝就是生产队长了。我看过他们的村史,当时村里的土地有上千个坑,是“铁姑娘队”用肩膀担土把坑填平的。没有这个基础性的工作,再承包,粮食产量恐怕也难上去。另外,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的“一五”计划建设开始就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制造业,156项中就有拖拉机厂,60年代开始试制国产化肥厂的成套设备,“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经过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动用43亿美元,从欧洲、日本进口了一批包括化肥厂在内的成套设备。这些设备在20世纪70年代末陆续投产,对那时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起了重要作用。据统计,1957年农业机械耕作面积仅占全部耕地面积的2.4%,而1978年提高到41%;1957年每亩耕地平均用电量和施用化肥量分别为1.4度和0.4斤,而1978年分别提高到17度和12斤,分别增加了12倍和30倍。1979年粮食一年增产500多亿斤,与这个物质基础有很大关系。再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30%;大规模进口粮食,每年进口1500万吨左右。这两项政策对于刺激农民的种粮、卖粮的积极性,减轻农民上缴公粮的负担,使农民有余粮多喂猪、多养鸡,从而改善农民生活和城市的副食品供应,也都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8 000亿斤后,连续5年减产,直到1990年才恢复增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波折呢?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条不能不看到,那就是过分夸大了包产到户的作用,认为一包就灵,认为中国粮食问题已经过关了,政府不用再管了,种不种、种什么都由农民说了算。在这种氛围下,政府减少了对农业的投入,农民更多的是选择务工、经商或种烟叶等经济作物这些赚钱多的活儿干。所以,粮食自然滑坡。正因为如此,陈云才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呼吁,不能只讲“无工不富”,还要强调“无农不稳”,并提出“无粮则乱”。 说到城乡二元结构,我认为首先应该把这个概念搞清楚。如果说这是指城乡差别,那人类自从有了城市以后就存在这种现象,不能说这是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造成的,相反,共产党人要消灭的“三大差别”里就包括城乡差别。当然,实现这个目标要靠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目前只能是逐步缩小差别,但起码不要扩大差别。改革开放前,尽管农村生活水平比较低,但那时城市生活水平也不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大体在2.5︰1左右,而近些年扩大到了3︰1以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