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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到,中国当代史、现代史与国史之间在概念上是一回事。但严格分,也有不同之处。如果用当代史、现代史的概念,一般情况下既包括国家的宏观史,也包括地方史和部门史。如果用国史的概念,一般指的都是国家的宏观历史,不包括地方史、部门史。目前出版的国史书,大多都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国史。 讲中国当代史的学科属性,还涉及当代史与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的关系。它们之间确有许多重叠之处,但我认为这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力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然对国家的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党史是国史的核心和骨干。但当代史与党史又有很大不同。首先,学科不同,当代史属于史学,而党史属于政治学。其次,二者研究范围、重点、视角不同,学科理论也有所不同。例如,自然领域中的变迁属于当代史范畴,而党史对这一领域中的事,除组织抵抗自然灾害外,其他很难涉及。即使社会领域,例如,人口、婚姻、家庭、民俗、服饰、饮食、语言、娱乐等,党史虽然或多或少也会涉及,但不可能专门研究。例如,中共有人口政策史,但不可能有人口史;中共的政策也会影响服饰,但不会有中共服饰史。中共还有自己的经济思想史、法制思想史等等,但不可能有自己的法制史,新中国成立后也不再有自己的经济史。然而,这些都是当代史的重要内容,是当代史学科必须研究的。再次,学科理论有所不同。比如,关于历史时期的划分、历史主线的概括等等。新中国时期的党史对历史主线一般概括为一条,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或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等等。但对于当代史来说,如果仅仅把它们作为主线,则会产生一些不好解释的问题。例如,新中国为什么要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为什么会发生多起边界自卫反击战?如果对这些问题只用探索社会主义这条主线来解释,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似乎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原因是为了搞社会主义、与周边国家发生战争是因为搞社会主义。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是,在当代史中还有一些历史动机贯穿始终,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对当代史主线的概括不一定和党史一样,也可以概括为多条。对这些问题,我在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等文章中,已作过详细论述,这里不再多说。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以社会为对象的学问,除了语言学之外,都或多或少地带有阶级性、政治性。就是说,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不可避免地站在一定阶级或政治力量的立场上,史学工作者当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当代史,由于距离现实近,与当代人利害关系多,它的阶级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势必更强烈。所谓史学研究要“价值判断中立”,要“终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排除来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权威的各种干扰”,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或自欺欺人的说教。当前在中国宣扬这种主张的人,自己就没有做到“价值判断中立”,没有“排除来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权威的干扰”。因为,这种主张本身就是一定阶级立场、政治立场的产物。中国历史体裁中有一种方志体,也称地方志。编修方志有一个原则,叫做述而不论。就是说,对历史上发生的事只客观记述,不加评论。但即使这样,遣词用字也不可能不受编修者立场的影响。例如,同样是记述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这件事,站在共产党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肯定会写“北平和平解放”;而站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立场上,肯定会写北平“沦陷”,或落入“共匪”、“共军”之手。在立场的鲜明上,志书尚且如此,史论结合的史书更可想而知。总之,每个史学研究者都会站在一定阶级、一定政治力量的立场上,这是有阶级社会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的意思是说,历史是后人写的,因此不可能不受后人所处时代、思维方式、理解能力的影响。可见,史学研究者都会站在一定立场上书写历史,客观存在的历史与史学研究者写出的历史之间肯定有一定距离,问题只在于这个立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这个距离是大还是小。马克思主义肯定史学的阶级性,要求史学工作者自觉站在先进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并不是要我们任凭主观想象和个人好恶,把历史当成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要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使写出的历史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的历史,反映历史的真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