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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如果要抓住历史机遇,优先发展重工业,那就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尽可能增加粮食产量,二是尽可能稳定粮食市场。关于增加粮食产量的办法,一是开荒,实质是增加耕地面积;二是大规模兴修水利,实质是改善耕地质量。但这两种办法都投资大,时效慢。比较起来,当时花钱少、见效快的办法还是搞合作化。土改后,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一家一户要改善生产条件,抵御自然灾害,能力都受到限制。而组织起来搞合作化,根据测算,全国五年可以平均提高产量15%～30%。当时粮食年产在3 000亿斤左右,如果按30%算,就可以增加1 000亿斤,每年是200亿斤。当时粮食商品率大约在5%左右,200亿斤就可增加40亿斤商品粮,很可以缓解供需矛盾。以后核定,增产没有那么多,大约为10%～20%。那几年粮食产量虽然没有完成“一五”计划增产28%的指标,但粮食产量1952年为3 200亿斤,1957年接近4000亿斤,5年里增产近800亿斤,增产幅度是25%,平均每年增产近160亿斤,这个增产速度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现在人们在分析毛主席当年急于推进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时,往往偏重于他担心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农村两极分化的一面。这一面的考虑虽然有,但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急于提高农业生产力,急于使农业适应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需要,这从他的讲话、文章、批语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另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使农民的组织形式适应统购统销的需要。因为国家征购粮食如果同分散的一家一户打交道是很困难的,而同有组织的合作社或生产队打交道就容易多了。 为什么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说到底,还是为了适应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年大概需要500～600亿斤商品粮,主要用于满足城市人口,以及灾区农民和棉农、果农的口粮。另外要留一部分用于国家储备粮,还要有一部分用于出口粮。当时苏联虽然向我们提供设备,但不是无偿的,要用物资换,其中主要是大豆。还要拿出一部分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比如同锡兰即今天的斯里兰卡换天然橡胶。当年斯大林答应对我们全面援助时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我们种橡胶,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里,只有中国有热带,能种橡胶。而橡胶是战略物资,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为此,我们也确实在海南岛、云南试种了橡胶,但从种植到收获总要有一个过程,所以先从锡兰进口。我们那时缺少外汇,只能用粮食换,好在锡兰政府对中国友好,否则用粮食也换不来。 总之,那些年我们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多。特别是到了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实行,基本建设投资一下子增加一倍,城市人口一下子增加600多万,使商品粮的需求量大增,供需关系更加紧张。在此之前,粮食在农村收购和城市销售两方面都允许自由市场存在。粮食一紧张,投机商就出来抬价收购,农民一看粮食涨价就更不愿意出手,结果城市里的粮价就上涨。粮价一涨,吃穿等生活必需品都跟着涨价。在这种情况下,职工工资势必也要涨,财政预算就要突破。而且,只要农业生产力和粮食商品率不出现大的提高,这种局面就会越来越严重,造成恶性循环。如果市场长期动荡不安,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就无法进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就会落空,中华民族难得的发展机遇就会丧失。 面对这个情况,党中央要陈云同志想办法。他当时一共想到八种方案,但想来想去,只能又征又配,就是在农村统一征购,在城市统一配售。所谓征购,就是除了粮食税以外,国家按照一定价格,把余粮从农民手里收上来。这个价格当然低于市场价,但与城市生活水平相比,并不是低得很多,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公道的价格。即使这样,陈云同志也要求大家有思想准备,就是说一些地方可能出乱子,可能发生农民“打扁担”的事。果然,在实行统购统销的第一年,农民由于对粮食征购心中无底,加上农业合作化运动搞得比较急,确实出现了一些不满。针对这个情况,国家制定了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使矛盾很快得到了缓解。以后,在统购统销这件事上没有再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