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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工业化时代,城市经济已经实现了社会化,而农村仍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那么这种现象的根源首先要追溯到中国近代一百年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特别是合作化以后,国家一直在努力发展支农工业,到改革开放前夕,机器排灌、耕种、收割已经有了相当的普遍性。改革开放到现在的30多年,农业机械化程度更是逐步提高。但农村经济要达到城市经济的社会化程度,要有一个过程,最终还是要依赖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也不能说城乡二元结构是计划经济、统购统销造成的。 如果说二元结构是指城乡户籍有壁垒,农民不能随意变成城市居民,那改革开放前确实如此,但对其原因和后果都应当做实事求是的历史的分析。那时,农民并不是完全不能变成城市居民,城市要兴办工厂、扩大基本建设,劳动力主要是从农村来,只不过每年招工多少要根据计划决定。因为工人进城,家属也要来,城市人口就要增加,这样就要增加工资总额和商品粮供应。而这些都要受到粮食总产量和征购量、生活必需品和副食品供应量的制约。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每年城市人口平均增加500万左右,1958年到1960年因为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三年里猛增了3 000万人,商品粮、生活必需品、副食品等等的供应都适应不了。加上那几年农业生产形势不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比例失调,只好动员2 000万人回乡。可见,那时农民不能随意变成城市市民,主要原因在于粮食生产能力满足不了这个需要。 旧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虽然不限制农民进城,但农民进城如果找不到工作,只能住贫民窟,或者流落街头、忍饥挨冻,甚至卖儿卖女、铤而走险,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新中国初期采取户籍管理的办法,严格控制农民随意到城市,是党和政府对人民负责任的体现。改革开放后,随着粮食生产的增加和城市二三产业的扩大,过去限制农民进城的那些条件逐渐改变了,所以城市化率逐年增加,现在已经达到52%。但即使这样,城市户籍人口仍然只占人口总数的35%,仅比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增加了17个百分点。是城市不欢迎农民吗?是政府思想还不解放吗?我认为都不是。根本原因还在于城市容纳能力和“农转非”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解决。现在,中小城市户籍早已放开,户籍限制主要发生在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但这些地方为了控制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恐怕今后很长时间内也不会完全放开户口。我们总不能把这也说成是坚持“二元结构”吧?总之,把改革开放前实行城乡不同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不能随意成为市民说成是“二元结构”,似乎新中国制造了“二元结构”,这种说法是缺乏历史分析的,也是颠倒因果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