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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大多是知识分子,就参加革命前的个人社会地位和生活境遇来说并不低。但他们不满足于自己过得好,而是以天下为己任,对劳苦大众和民族命运充满责任感。我觉得今天中国有志气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向他们学习,把个人的命运和人民、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多从如何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国家稳定和发展出发想问题、搞研究、写文章、教学生。前些时候,经济学界为祝贺刘国光同志90大寿,举办了一个有关他的学术思想研讨会。他在会上作了一篇题为《九十感恩》的发言,说他的理念很平常,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需要继续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但这个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改革的前途命运,也是现今经济领域里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环绕这个问题的针锋相对的纷争,当然有理论是非的问题,但是在更大程度上,这是当今社会不同利益阶层势力的对决。反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两极分化的声音,虽然有雄厚的财富和权力的实力背景,但毕竟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而主张‘市场经济’必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为导向,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声音,则代表了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希望。我国经济改革的前景,不取决于争论双方一时的胜负,最终将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所以,我虽然年满九十,来日不多,但对此仍然满怀信心和激情。”什么是知识分子的担当,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良心,什么是知识分子在当今时代的责任?我觉得刘国光同志这篇讲话是最有代表性的回答。我们吃着农民种出来的粮食,穿着工人织出来的布,住着工人盖出来的房子,拥有比工人、农民好得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我们究竟应当代表谁,这难道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每一个学者应该经常自问的问题吗! 孙:最近一位教授在演讲中,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神话与东方社会主义神话的博弈,说东欧和苏联的瓦解击碎了社会主义神话,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北欧的爆炸性事件也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神话面临深刻的危机。您怎样看待这种说法?您认为“中国模式”能否成为超越前两种神话的第三种神话? 朱:我觉得“神话”这个词值得推敲,因为神话是虚幻的,而苏联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十几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强国,这并不是神话。至于苏联解体、苏共下台,我认为只能说是社会主义一种模式的失败,而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我也不赞成所谓“中国模式”这种提法,因为各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不可能用一个模子来套。如果一定说有一个“中国模式”,那它也只能是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种模式。因为同样是共产党领导,同样是社会主义,确实有不同做法,或者说不同模式。 前些时候我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给非洲学员讲课,他们问我,既然中国发展很快,他们国家能不能学习中国的经验?我回答说,在经济改革与发展方面的经验是可以学的,但整体方面的经验很难学。因为中国经验的核心并不是“一党执政+市场经济”,而是“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如果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不搞改革开放,在当今时代条件下肯定发展不起来。但如果只搞改革开放而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肯定发展不了。因为,改革说到底无非是搞市场经济,开放说到底无非是同国际经济接轨。现在世界上除了个别国家,谁不搞市场经济?谁不同国际经济接轨?但在所有国家中,为什么唯独中国发展得最快?就是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比其他国家多了一个四项基本原则。这说明,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并不是简单的一党执政,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民主集中制为制度,以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作风的党。如果不能做到这些,仅仅搞一党执政,你这个党只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甚至只代表自己的部落和家族利益,那还不如搞多党制。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超越资本主义,但不能超越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说到底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当然,这个社会主义是接受了苏联经验教训的,是和它们有很大不同的。 注释: ①1斤=0.5千克,本刊注,下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