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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社会科学分为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或非对策性研究,我认为包括当代史在内的历史研究都是属于后者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史研究可以脱离现实,可以不为现实服务。相反,历史研究从来都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中国自古就有用编纂历史为现实服务的优良传统。例如,司马光曾说自己编史书的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宋神宗索性把他的书命名为《资治通鉴》。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历史的功能概括为资政、育人。但我认为,历史除了这个功能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护国。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就是说,要消灭一个国家,首先都要歪曲丑化它的历史。它的历史站不住,这个国家也就不攻自灭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为霸占中国的台湾和东北三省,就竭力推行奴化教育,把台湾和东北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剥离出去。陈水扁当政时,为了搞“台独”,也竭力推行“去中国化”运动,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分割出去,把没有台湾的中国史放入世界史课本。既然去人之史可以灭人之国,反过来说,卫己之史不是也可以护己之国吗?我们应当记取苏联由于否定自己历史而导致苏共下台、国家解体的教训,自觉用当代史编研来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历史研究既然要为现实服务,就不可能不联系现实,从现实生活中找寻需要研究的历史问题,用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提供借鉴。这对于古代史、近代史研究如此,对于当代史研究尤其如此。因为,当代史是刚刚过去的现实,现实很快将成为未来的当代史。当代史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为当代史研究者联系现实、关注现实,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同时应当明确,当代史研究对现实问题的联系与关注,只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历史,更有针对性地研究历史,更准确地找出历史的规律,从而为现实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而不是像对策研究那样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如果让历史研究者也去回答怎么办的问题,那就把对策研究看得太容易了。搞对策研究的人当然也要研究历史,但他们研究历史主要是为了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因此,不可能像史学研究者那样对历史研究得那么深入、那么细致,否则就没有精力和时间来研究对策了。人的精力和时间毕竟是有限的。 正因为当代史距离现实很近,有许多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都搅在一起,因此研究历史、解读历史时更需要把事实搞清楚,把道理讲透彻,做到“以己昭昭,使人昭昭”。就是说自己把问题弄明白了,才能使人家明白。如果自己还是一知半解,怎么可能说服别人呢?我很欣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面讲的一段话,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我们的一些理论之所以不能说服人,根子恐怕就在这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