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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生活提高慢,农村面貌变化小,根子在合作化和统购统销。这种看法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并不全面。我认为,看这个问题首先应当明确三点。第一,要把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放在国家工业化的大背景下看,要算大账。其实,不赞成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的议论,当时在党内党外就有。例如,有人看到城里国营工厂工人的工资、福利、劳保比新中国成立前高了,而农业税重了,农民不能再把余粮拿到自由市场卖高价了,就说现在“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共产党丢了农民”、“忘掉了农村”,对农民“挖得太苦”,要求对农民“施仁政”,确保农民的“四大自由”等等。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解释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两者应该兼顾,但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也就是要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只能从农业方面的积累中来。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也说:重工业需要资金多,建设时间长,赢利比较慢,人民只能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痛苦,以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陈云同志更是多次强调: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是我们的目标,但不可能很快做到,因为还要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可见,对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给农业、农民、农村带来的负面问题,我们党的领导层在当时就看得很清楚,也向党内外开诚布公讲清楚了。世界上的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只有利没有弊的事是没有的,关键要看利大还是弊大。只要把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建设放在当年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看,究竟合作化和统购统销利大还是弊大,便一目了然了。 第二,要把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的方针、政策与工作中的错误区别开来。按照原来的设想,除了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外,其他农产品和副产品由市场调剂;而且统销只是暂时的措施,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大和产量的增产,销售市场会逐步放开。但是,由于“左”的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在所有制上求“公”求“纯”的思想一再作怪,结果欲速不达,经济发展反复出现曲折,不仅统销未能解除,相反,要“统”的东西越来越多,各种票证也越来越多。这些问题应另当别论,不应与合作化的方针和统购统销的政策混为一谈。 第三,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合作化和统购统销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慢的关系。我们说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慢,是同改革开放后比较的,而不是同旧中国比较的。同旧中国比,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仅不低,相反普遍提高了。否则,农民群众当年就不会支持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也不会在新中国成立后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另外,如果不搞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是不是农民生活水平就一定会提高很快呢?在土地私有和粮食市场放开的情况下,一部分农民会因此发家致富,但大部分农民很可能因为天灾人祸而出卖土地、借高利贷,最终导致破产,重新当雇工、当流民。如果出现那种局面,不要说工业化搞不成,就连社会都无法稳定,还谈什么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一点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快,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固然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时代进行的工业化建设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成就,也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那个时期打的基础,仅靠包产到户也是不行的。这就如同盖楼房,打地基时不容易看出成效,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可以反过来说明地基打得牢。 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对土改时期是国家和农民的“蜜月期”、国家通过合作化把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又收回去了等等提法,都不赞成。按照这种提法,似乎农民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在土改以后就不好了。我认为,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前面说到,合作化和统购统销初期,我们由于缺乏经验,使农民产生一些意见,比如杀猪宰羊,等等。但政策很快调整后,农民还是满意的。1958年的“大跃进”也是先从农民利用冬闲兴修水利、进行农田改造开始的,当时农民的积极性确实非常高,否则,靠人力造出那么多水库是难以想象的。后来,刮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办大食堂,减自留地,挫伤了农民积极性。但通过调整政策,不断下放人民公社的内部核算单位,实际回到了初级社状态,农民还是满意的。如果农民对立情绪很严重,完全可以利用“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的局面造反,而那几年,恰恰农村比城市稳定。所以,说合作化时期农民积极性没得到充分发挥是可以的,说农民同我们党终结了所谓“蜜月期”则是不符合实际的。另外,说合作化以后国家把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收回了,也不符合事实,起码是表述不准确。合作化只是把农村土地的私有性质改变为了集体所有性质,并没有实行土地国有化。改革开放后,实行联产承包也好、土地承包也好,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的。直到今天,政策允许土地流转抵押,指的都是土地的承包权,而土地的所有权仍然是集体的,既不是私人的,也不是国家的。所以,不存在什么土地所有权被国家收回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