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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您的观点让我重新思考了“二元结构”问题,厘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但是,面对今天的城乡差别,面对农业凋敝、农村荒芜、农民老化的现实,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当前的“三农”问题?您对它的未来又是怎么看的? 朱:我不是从事农业问题研究的,对农村情况也缺乏调查研究,因此在“三农”问题上说不出什么对策性的意见。但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国史,涉及对新中国头30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统购统销等一系列政策的评价,涉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比较,因此,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还是有过一些思考。 2008年,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国经济史学会、河北农业大学联合举办“中国农业合作经济发展论坛”,要我致开幕词。我讲:新中国的“三农”问题大体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两大阶段。这两个阶段的问题尽管存在共性,但各自的阶段性特征也很明显。前一阶段所处的历史条件是中国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快速工业化建设,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农业要为工业化提供大量原材料和尽可能多而且价格稳定的商品粮,因此,除了大型水利设施、部分农业机械和化肥生产设备外,农业很少得到国家投资;农民除了按国家计划被城市招工的人外,大部分被固定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然而,后一个阶段所处的时期,是在改革开放前30年建设基础上实行了近30年改革开放政策并出现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时期,是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镇化、国际化同时到来并引起社会大变迁的时期。这个阶段面临的任务已不是也不应该是农业如何为工业化作积累作贡献的问题,而是工业如何反哺农业、城市如何支援农村的问题;已不是农民能不能进城的问题,而是农民进城后的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子女上学等如何解决的问题;已不是国家财政要不要覆盖农村的问题,而是财政如何保证农业增产,如何支持新农村建设,如何帮助解决妇女、老人、孩子“三留守”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对“三农”问题格外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新方针和新举措,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前几天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特别强调,必须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历史经验反复说明,在当代中国,只要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农业就有希望,农村就有前途,农民就有奔头。 从历史上看,要解决好“三农”问题,我认为应当特别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任何时候都不要轻言中国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过关。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多次教训。1958年在浮夸风下,对当年粮食产量越吹越玄乎,由计划的3 900亿斤吹到一万亿斤,到年底说产了5 000亿斤,而实际产量是4 000亿斤。即使这样,也比1957年增产200亿斤。但由于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引发了农业问题已过关、粮食多得吃不了的错觉,结果放松了农业,把劳动力抽去大炼钢铁,使很多粮食烂在地里,丰产没有丰收。特别是从1959年起,连续几年发生大面积旱涝灾害,加上政策错误,导致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直到1966年,产量才超过1958年的水平。后来,我们接受了这个教训,“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尽管“天下大乱”,但对农业和粮食始终抓得很紧,还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结果粮食产量由1966年的4 200亿斤提高到1971年的5 000亿斤和1978年的6 000亿斤,连上了两个大台阶。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粮食产量提高更快,1982年达到7 000亿斤,1984年猛增到8 000亿斤。但接着又产生了错觉,以为粮食问题已经过关,结果产量第二年就掉下来,直到1990年才恢复到1984年水平。这个波折前面已经说过。后来,粮食产量还有过一次波折,就是1998年达到1万亿斤后连续下滑,直到2008年才重新超过1998年的产量。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连续6年增产,去年突破了1.2万亿斤。新中国历史上粮食产量的这个起伏过程,我认为起码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而耕地面积只有世界的7%,所以,粮食即使年年增产,供需之间仍然是紧张的。今后人口在2020年达到峰值之前,每年还要净增六七百万人,饮食中肉类比重的提高更助长了对粮食的需求。而在工业化、城镇化浪潮下,现有耕地不减少已经很不错,要增加则很困难。因此,粮食增产主要靠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但现在平均亩产量已经六七百斤,要再提高很不容易;为了农产品安全,今后也不再可能靠增用化肥、农药来提高产量,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业高科技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投入。中国人口多,把粮食供需平衡寄托在进口上是不现实的。二是说明中国农业收成虽然会受自然气候的影响,但更会受国家决策层指导思想的影响,就是说,思想上稍微一放松,产量就下去;稍微一重视,产量就上去。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讲,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表明新一届党中央在粮食增产面前头脑十分清醒,因此可以预测今后若干年里,粮食的持续增产是有保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