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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现在很多老一辈学者对当下的学术界和年轻一代充满忧虑,认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神产品的输出者和思想的引领者,应当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为学使命。在您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当下最迫切的工作是什么? 朱:对于一个正直的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管你是搞学术研究的学者还是搞教学的老师,我认为都应当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唤醒民众的作用。这里说的唤醒民众,与抗日战争时期动员民众起来救亡不一样。我说的唤醒民众是指:第一,提醒大家不要沉迷于物质利益。我们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要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但应当教育人们,不要只顾追求物质利益,“一切向钱看”,忽略精神文明、社会责任、道德规范。正如毛主席所讲的,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不能把物质利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不能把人们引导到只为个人利益而奋斗的道路上去。第二,告诉大家当前中华民族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当前,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按照“三步走”的战略,我国在本世纪中叶,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年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要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条件是内有稳定,外有和平。而在今天的中国,能带给我们这个条件的政治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政治道路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就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支持和积极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有人说,中华民族复兴不一定非要共产党领导不可,俄罗斯没有共产党领导,不是也在复兴吗?说这种话的人忘了,当年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前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而苏共下台后,不仅原来的国家解体了,而且俄罗斯也降为了二流国家。另外,俄罗斯人口比我们少,而资源比我们多得多,人口受教育程度也比我们高得多。所以,它们没有了共产党领导,虽然社会上的问题比过去多,社会管理的难度比过去大,但总体还算稳定。但中国国情与它们相比有很大不同。正如小平同志说过的,中国如果闹到共产党和国家权力不起作用,肯定是个内战的局面,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成堆,血流成河,那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性的灾难。我认为他这个话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体察基础之上的,是很值得每一个对国家有责任心的人深思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家里客厅的摆设不一样,不能看这种摆法不合适,试试另一种摆法,不行再变回来。国家的政治体制一旦变化,要想再变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据我所知,现在俄罗斯有相当多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苏联解体表示后悔。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这个潘多拉魔盒既然打开了,不要说恢复苏联不可能,就是维持俄罗斯的政治稳定,都不是很容易的。要是中国有一天也出现那种局面,弄得各自为政,分崩离析,军阀混战,从中受益的只能是极少数家私万贯并有出国护照的人,绝大多数老百姓将会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到了那时,要想重新恢复统一、稳定的局面,从中国历史看,没有几十年、几百年时间是做不到的。 现在国内外敌对分子寻找各种理由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尤其喜欢抓住共产党干部搞腐败的问题大做文章。共产党有没有腐败分子?当然有,而且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这种人还不少。但是,这种人在8 000万共产党员和几百万党政干部中毕竟只是极少数,各条战线的精英、骨干、优秀分子绝大多数还是共产党员;而且这种人在共产党里一旦被发现,迟早都会被查处、被清除。那些以此为借口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并不是真的要反对腐败,而是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是唯恐天下不乱,是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进行煽动,以便乱中夺权。这些人一旦夺取权力,只会比腐败分子更腐败。在为人民服务和联系群众、严密组织纪律性这些方面,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和共产党相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