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仕者，其营家治生之术多矣，而瘠人肥己，亦不鲜。若吾则惟世业田宅是营而已，若称贷以取盈，市肆以要倍，吾不为也。盖以科名发迹之人而为乡里农圃之业，意将自食其力，而亦不妄取于人。(100)
    赵汴之子赵廷梧的回忆可能有褒饰其父的成分，反过来思考，在如此唯利是图的商业环境下，若无一定的商业权谋和强势手段，必定难以维持家族在市镇中的实际地位。要确保创市后继续合法获利，有时还须依赖官府多方面的关照。从这一角度考量，这些大姓在创建市镇之外，致力于投资田产、攀官求贵，均是必要的经营手段。
    弘治初年，朝鲜使者崔溥因为偶然的海上遇险，漂流至浙江登陆，开始了其沿东南沿海北上的奇妙旅程。崔溥发现，南北土风固有不同，但弘治年间，从江南至淮北，“人皆以商贾为业，虽达官巨家或亲袖称锤，分析锱铢之利”。(101) 弘治年间的地方官府，面对这种日益增长的商业活动以及同时加固的乡村权势，当然不会视而不见，必须加以管理，也争取从中分一杯羹，防止财富尽归大族囊中。太仓州成立6年后，即弘治十六年，苏州府添设了太仓州课税局司局，(102) 不失为一项及时的建置。
    从赵璧创市，到赵天赐、赵原赐的“多种经营”，赵氏实现了家族的全盛。原赐的长子赵汴不负众望，高中嘉靖辛卯解元，戊戌进士，先任浙江兰溪县令，再取为南京大理寺评事，最后官至江西按察司佥事。(103) 原赐次子赵瀚也于嘉靖丙午中举。(104) 与天赐同辈的赵福，曾“即席出橐金数百金”，令打赌者瞠目结舌，后来他又成功并购数顷太仓城郭田地，“稍以资称于里”。(105) 天赐的儿子赵汝（1488-1533）、赵汉（1490-1524，字于南），以及祖赐的儿子赵濂（1493-1524），更是以奢靡骄横著称，赵汉“每出入街衢，行者避道，居者撤阑，肃于官长……尤喜奢丽，歌童数十人，男女怙宠，令左右敬之，逾于己，然后称始快”；赵濂则是“亦竞奢丽，歌童女数十人，有马六驷，出入儓从动以百计，民亦惮之如于南”。(106)
    方志远在《“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一文中，力图以同情理解的眼光，分析成弘时期“合理的社会需求常常以荒诞的方式予以表现”的时代语境。(107) 赵氏子孙的奢靡，充分折射出家族的富庶，或许也为后来的家道中落种下了祸根，因此连家谱对此都颇有微词。在同一时期，奚浦钱氏也有沿河“第宅如云”的豪奢盛况。
    然而，当我们回顾了明初以降高乡开发的历史进程，这样的奢华或许也是成弘时期粮长经商建市，开拓家族经济这一“壮举”的最直接见证。当然，社会在事易时移的变迁中也容下了这样的奢华。在“出格”与“容忍”之间，明代早期粮长的后人已经通过市镇的创建和家族的发展，逐渐改变着高乡的聚落格局和社会结构，带来一派成弘气象。
    六、倭乱后的变数与高乡开发格局的变化
    在家族全盛之际，赵汴也终于实现了科举上的突破。后来，吏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常熟人赵用贤在为赵廷梧所撰的墓志铭中，将赵汴视为赵氏振兴的关键性人物。(108) 这一褒扬其实并不过分，因为原赐兄弟在弘治五年后已经分家析产，而一房、二房即天赐、祖赐的后代又是骄奢淫逸，难承重托，且大多英年早逝。在原赐之后，家族主心骨其实已转至第三房赵汴一支，赵廷梧、赵云蒸、赵日熹、赵宦光等均出此支。
    在中举之后，登进士之前，赵汴还实现了较成功的联姻，其妻曹允贞出自太仓沙溪镇大族，其父是嘉靖初年南京兵马指挥曹献，当时曹献之子曹灼又高中礼魁，一时传为美谈。(109)
    或许正如赵廷梧所述，其父“生当嘉初正末，天下文运方兴，专尚科试。公内惧家累，外感时荣，并心悉力”。(110) 在正德、嘉靖间转变的世风中，赵汴确实争得了赵氏家族前所未有的荣耀，其仕途也算顺利，而且他持家教子有方，不辱先德。据赵汴之孙赵云蒸回忆，赵汴一家在乡邦还敬尊社神，以示不同于“乡俗尊信”周孝子、李王、金总管这类地方神祗。(111) 赵汴父子力图树立士大夫的正统形象，实际上却与乡间市井之风俗格格不入。
    不幸的是，嘉靖倭乱给高乡社会造成了冲击，扰乱了璜泾赵氏的攀升步伐。嘉靖二十六年，赵汴归乡丁忧，其时倭乱已起；三十二年，赵汴又丁母忧，此时兵燹已延及海滨，赵汴与弟赵瀚、赵准“蠲金百两，米百石，佐守城费，上官高其义”。(112) 赵汴一家如此慷慨助守，与璜泾之危难处境直接相关。早在嘉靖十九年十月，南沙贼秦璠、黄艮就曾入侵璜泾，当时“沙寇摽掠，无不受其惨祸，举镇焚烧殆尽，民人无所逃竄”。(113) 在这一次兵警中，原赐之弟宗赐（别号西川）还有一则轶事，当时乡人四窜，无处藏身，“忽有贼首一人呼曰：‘勿入赵西川宅，犯者砍首。’于是人皆避其家，赖完者无算”。(114) 赵宗赐自幼孤僻，谱传称其“喜筹算”，致力于风水形势之学，“人多畏其名”。看来寇盗为图吉利，也不敢在形势家门前动刀。至于此前赵西川与这些南沙寇贼是否有干系，官府得知西川事迹后对赵氏一族有何观感，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有一事值得注意，当倭寇频频侵扰纵火之时，赵廷梧曾上书官府“条陈八策，愿自募五千人为捍”，而“当遵韪其志而少其力，弗许”。(115) 由此可推测，官府对赵氏在倭乱中之动向似有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