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璜泾赵市同样在成弘时期崛起的常熟何市，其创市家族何氏在嘉靖前期尚能“不以儒故废农圃货殖业”，倭乱之际也曾力助筑城之役，但在倭寇侵掠之时举家逃离。后来何钫等成员在万历初年虽在仕业上有进，然而终不成大气候。加上此前曾不惜大倾家业而求官，因此在万历中期“产以故日减”，何钫等人“亦不复理故业”。(128) 何氏家族也逐渐失去对何市的主导能力。
    万历年间，一些高官名宦开始在乡里建立新市镇，这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前文曾提及弘治时期，徐恪在常熟故里创立了徐家市。嘉靖末年至万历初期，活跃在朝坛、曾任工部尚书的徐栻，其家族在常熟东境李墓、贵泾二塘间创立了市镇：
    老徐市，跨李墓、贵泾两塘，据唐顾府君墓志，时名黄村。旧属思政乡。吴越将李开山葬其地，故名李墓。后因徐尚书栻聚族居此，遂称老徐市。先有徐恪所居邑西之徐市，故称东以别之。栻孙昌祚后迁居董浜，称新徐市，又改称此为老徐市。未几，知县耿橘以为一市而属一姓，里中不睦，乃取李墓谐声，名为里睦。距城四十里，实测见四十二里，距海口二十里。东西大街、横街共三道。明时商贾骈集，居民万灶，与梅李、支塘、老吴市，为邑东四大镇。(129)
    县志的这段叙述，恰好阐明了几个同以姓氏命名的市镇建立的不同背景，李墓之地名源于吴越时期江南初始开发阶段的历史记忆。徐恪一族在成弘之际早已业贾创市，到嘉万时期徐栻一族发迹后，亦以官兴市，然因“市姓”早被“抢注”，只得冠以方位，成东、西二徐市。经过两代之开拓，拭之孙徐昌祚迁居董浜后又建一市，于是又产生了新、旧市之分。万历中期，有着“东林”派背景的耿橘知常熟县，力除旧弊，势压豪右，主张废除缙绅免役权，推行“业食佃力”之役法，大兴水利。
    追述了这一改革过程，我们就不难理解，耿侯为何要在市镇名称这一“小事”上煞费心机，其背后很可能是他试图打破缙绅大族欺行霸市、专横乡里这一权势格局的举措。在万历前后，常熟有一些“主姓”市镇便因“主姓”的败家而发生剧变，譬如由朱氏所创的花桥市因市主监生朱坦以“败伦论斩”，市遂废；而薛家市则因创市者薛忭犯法“狱死”，导致该市“转属他姓”。(130) 此时期一些“主姓”市镇的衰亡，直接反映了江南赋役制度调整、官府干预地方权势等改革所带来的较大影响。
    除了“主姓”市镇的兴废，整个高乡开发的格局，在嘉靖以后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高乡水利荒废、棉植兴起所带来的种植结构和市场网络的改变。万历十一年以后，嘉定县漕粮改折便是典型的转变。(131) 高乡棉作在明中期以前已经兴起，如松江府，早在正德时木棉已是“沿海高乡多植之”。(132) 明末，太仓已是“郊原四望，遍地皆棉”。(133) 新兴的棉业市镇网络，对于市场运作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江南高乡的棉花、棉布营销状况在16世纪下半叶以后，已同全国性棉业市场网络的变化息息相关。(134) 自明末到清初，太仓对南方各省的棉花贩出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清代前期，“闽广人贩归其乡者，市题必曰‘太仓鹤王市棉花’。每秋航海来贾于市，亡虑数十万金，为邑首产”。(135) 可惜的是，璜泾赵氏早已退出历史前台，失去了在高乡棉作新时代的竞争能力。
    赵廷梧在郡城度过了余生，其子赵宦光（号凡夫）奉父之遗言，在苏城外寒山斥资卜得阴宅下葬，认领坟山粮差，“修五世祖墓，收赎故宅，葺治宗统”，(136) 这应该就是“赵宦光家传”产生的背景。事毕，凡夫筑室墓旁，挈眷山居，买地二百余亩修建法螺庵，延僧守墓。凡夫之学识文学闻名遐迩，诸多缙绅士大夫谒山求字，交游题咏。寒山庐墓，盛极一时。
    与此同时，留居璜泾的赵宦光的昆季则连年潦倒。在明清鼎革之际，太仓沙溪镇乌龙会起事，(137) 清兵挥师镇压，赵氏被人诬告与乌龙会有涉，留居璜泾的许多族人惨遭屠戮，家业大破。到乾隆时，赵象春一辈曾“志欲起之，卒不得”，(138) 非但如此，赵凡夫的寒山庐墓也被郡城豪绅侵夺殆尽，后恰逢乾隆皇帝南巡吴下，江南制府谋建行宫于寒山，象春之族父赵松乘机上书陈情，请存先祠，制府为之动容，赵氏终于收回坟山及祭产。后来，赵松之子赵耀将前后有关函件、官牍、契约总入《寒山留绪》一书。2005年，《寒山蔓草》、《寒山志》和《寒山留绪》三部与赵氏寒山事迹有关的著作，被收入《枫桥地方文献汇纂》。(139)
    寒山事算是后话了，至于璜泾赵市，在崇祯《太仓州志》修撰时，撰者已不再如前志那样收录《璜泾赵市碑记》，而“人亦卒不以赵市名之”，(140) “赵市”之地名重新变成“璜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