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汴三兄弟捐金助守，未能阻止寇盗的继续入侵，在嘉靖三十三年的倭乱中，赵廷梧伯兄赵栋一家三十余人被烧杀，损失惨重。(116) 镇志认为，赵栋家住璜泾镇北长泾河边，尚且遭祸，可知全镇之罹难。实际上，赵汴一家在嘉靖中期已迁居郡城，还增辟第宅。赵廷梧也随父徙郡，其妻杨氏怀胎后留乡，恰好在倭乱时产下赵云蒸，在凶境中辗转返郡团聚，化险为夷。(117) 赵廷梧倭乱后还家，已是满目疮痍。(118)
    从谱传记载来看，赵氏之家业在嘉靖中期已有颓势，但非独倭乱使然。期间，家族成员纷纷徙居州城、郡城的过程，实际上折射出璜泾家业经营的危机。前述祖赐长子赵濂奢靡出格，次子赵潼（号复庵？-1578）斥资捐得八品散官，但未能诣任，归乡后家道已中落：
    （复庵）既闲居弗仕，家益落。然以巨室名在，有司岁课必责办以粮役，翁不堪，乃悉售产，侨迁于州城之寓邸居焉。(119)
    赵潼迁居州城，显然是放弃璜泾田产经营的结果，而他的侄儿赵廷梧随父徙居郡城后，也面临家产经营策略的抉择：
    伯子故从其父徙郡，而有田在州可耕。人谓：“区赋长，亦易践，奈何不一省视之？”伯子笑曰：“夫长五湖者何人也？而乃以一区长为也，卒业之如瓯脱已。”故家稍困，而伯子亦不顾布袷。(120)
    赵廷梧显然对区赋长的权责不以为然，赵氏的粮长世业至此走向尽头。实际上，赵潼不堪粮役出卖田产，赵廷梧不充粮长，均与嘉靖年间苏州地区赋役改革有关。由礼部尚书顾鼎臣、南直隶巡抚欧阳铎、苏州知府王仪主导的这场重要改革，包括土地清丈、税粮“征一”、官民田税则均平、粮长制改革等关键内容。其中，对高乡影响最大的是税则改革，因为在官民田税则扒平的同时，各县在清丈土地基础上，各自对田地税则进行了不同的调整。下表列举了均粮改革后常熟县、昆山县与太仓州的税则。
    弘治十年析置太仓州时，昆山之高乡几乎全入太仓，因此，昆山在均粮改革后全征低乡之税，高出太仓许多。太、昆的税则差额其实在均粮前已经出现，在嘉靖初年昆山低乡受涝之时，“昆山人户不察大体，蜂起妄议，以为膏土割分于州，而无复仰赖东南高乡”，一度引发废除太仓州的争端，而终未遂。(121) 在置州时，常熟、嘉定割入的部分均为高乡，然而，此次均粮后常熟高乡基本仍依照旧的较低的税则，而同为高乡的太仓，税则却升至接近低乡，璜泾镇无可幸免：
    镇地从常熟三十四都分割，属海滨边境，原输一斗九升粮。今昭文田与镇地接界者，如三十二都、三十八都等区，仍输一斗九升。独分割在太仓者，嘉靖十五年均粮法行，陞二斗八升，后增至三斗。（按：曾见时习《双凤镇志》，极赞均粮之公，以双凤与直塘两镇俱系水田，重则田赋一均，而粮皆从轻。不知傍海硗瘠之区顿浮三分之一矣。）(122)
    本文第二部分已引述了梁方仲关于嘉靖年间粮长制改革的论证，在新的编签方式和高税则下，无论以田产还是按家赀编派，对经营大量田产的市镇主姓璜泾赵氏都是十分不利的。另外，“官民一则”改革中，官田之租转为民田之税，土地自由买卖得到默许，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赵潼在不堪粮役的境地下售产迁郡了。在嘉靖后期由均徭向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时期，田产一直是评定户等以均徭派役的主要依据，自嘉靖初均徭始，便“以田为定，田多为上户（有从人起者，有从田起者）。上户则重，田少则轻，无田又轻，亦不计其资力之如何也”，(123) 赵廷梧一家终以田产家赀被编为上户。嘉靖后期赵廷梧居郡，赵云蒸（字龙伯）先游学南京国子监，又改北学文，但乡试终不利，举业无成，归而受业于王敬臣（少湖先生）治理学，后“居乡为家督”。(124) 面对家道之中落，赵云蒸以一首《上户谣》吟叹怨憾：
    编氓数编为上户，岂知上户身无裤。啼饥告籴谁见怜，逋负屡遭官长怒。捉襟露肘丑态呈，教子泮宫休署名……铺垫常规稍不敷，呼名嘲笑挥如帚……薄产空名只办粮，素封先业俱零落……(125)
    在嘉靖年间均田均役的改革期，璜泾赵氏无法再如宣德改革期那样与官府打通关节，安富乐业。祸不单行，赵氏的其他支派在隆万之际也都面临着家业危机。灵机妙算的西川公赵宗赐大概也算计不到，正是自己的孙子赵果（1544-1617）惹来破家之祸：
    娄川公，讳果，字毅甫，别号娄川……有兼人之才，无容人之量，族中咸惮之，公富于财产，为一区耆老。值万历九年丈量，守至，公家以巨鲫为供，公恶食鲤，与从人不合，指鲫为鲤，守公数以事诬呈之，详上台，遂坏其家。(126)
    我们从赵果因“指鲫为鲤”而破家的故事，可以窥见隆万之际一个普遍世情：在粮役的编派中，一般的富户只有不断地媾和地方官吏，达成“默契”，方可保家。事实上，许多富户正是因粮长或解头之役而赔累破家，因此，中下之户更愿意将命运托付于仕宦势要，规避赋役。嘉靖朝之后，赵家始终无法晋升仕第，光耀门楣，甚至连承载祖荫之世恩楼也为他姓所得，(127) 如此看来，即使赵果安分诚意地为州守呈上巨鲫，璜泾赵市估计也好景不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