邑之璜溪有唐茜泾……有洪桥穹窿，亘于南北，实为民之要道，而赵公德巽之居傍峙焉，自其曾大父子安，居此四世矣。大父孟吉，洪武初命举为税长，至厥甫文敏翁，咸积德好善，人多慕之。迨德巽大彰厥誉，家益以饶。(23)
    安彦泰所述提供了诸多信息，赵德巽的祖父，也即赵璧的高祖赵孟吉，洪武初年已任粮长，(24) 赵氏的创市史显露了世袭粮长的动向。梁方仲、小山正明、星斌夫等前辈学者已对明代粮长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5) 此不赘述。在梳理制度沿革的同时，梁方仲非常关注在特殊的制度改易中折射出的社会变迁，例如他从万历时期修纂的《武进县志》和《嘉定县志》中发现，嘉靖以后粮长的编审标准开始将丁田与家赀两项合并计算，(26) 甚至“不论丁粮而论家赀”。(27) 他认为，这一新标准说明了当时商业资本已经相当抬头，可以按家赀而不必专按田产多寡来签派粮长。这一论述与他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有关，即“由洪武以至景泰年间，亦即直至永充法废止不久这个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是步步上升的。在这个经济发展时期里粮长干些什么呢？”(28)
    对此问题，梁先生主要论述了永乐时期粮长靠倒卖漕粮牟利，以及后来不少粮长家庭博取功名、躲避粮役的现象。璜泾赵市的史料，则触发了笔者将明代粮长、市镇历程以及家族发展这三个以往常被分别考察的方面联系到一起，去探寻明中期以前江南社会的变迁。本文利用上海图书馆藏《璜泾赵氏小宗谱》（以下简称《小宗谱》）(29) 和《璜泾赵氏献征录》（以下简称《献征录》）(30) 两部家谱文献，参以其他史料，重点探讨明中期高乡市镇兴起的动力和发展的过程。
    且让赵氏的家史，将我们从元明之际慢慢带入市镇方兴未艾的15世纪，那个有着多种可能性的时代。
    三、海漕时代的拓殖与元末“乱世”
    据《小宗谱》所载，赵子安为璜泾赵氏始迁祖。此前，赵氏一族居浙江建德、浦江一带，因元末兵燹，宗族四散，至子安时迁往常熟高乡：
    （子安）始迁于海虞之双凤乡清化里避乱。隐德不仕，以农商起家。虽去海十里而近，然能以文化其俗，故子孙咸份份焉，皆府君教也。生于元至正十年间，父十九岁得公。卒，葬积字圩之阳，时习西方荼毗教，以骨殖冢，二子亦同丘陇。(31)
    元季避乱迁来，明初占籍，这是明代江南不少家族追述始迁、开基的常用叙事范式。关于赵氏的“避乱”，是实际的情形，还是人云亦云的说法，限于史料，我们尚无法辨析。不过，赵氏在去海十里的璜泾的开基，令我们关注元代以来高乡太仓一带的变化。
    至元年间，元朝在夺下江南财富重地之后，利用了朱清、张瑄等沿海及崇明的岛寇、盐枭势力，开创海道漕运，将江南财赋运往京城。(32) 作为交易，朱、张拜官受禄，操纵海贸，甚至获得了私自发行盐钞的特权。(33) 尽管后来朱、张树大招风被元廷诛杀，(34) 但海漕得到了延续。宋元间因水系变迁成为通漕大港的太仓刘家港，时称“六国码头”，(35) 繁盛之极。
    终元一代，未立太仓州，但在延祐二年（1315），元廷将昆山州治迁驻太仓，弘治《太仓州志》纂者桑悦认为，太仓始以海滨僻壤，而成万家之邑，以朱、张为首的“海漕诸公”开拓海运，功不可没。(36) 至正《昆山郡志》曾描述了元代后期太仓一带的风俗嬗变：
    归附后，世变风移，不能无异。矧今新治，旧本墟落，居民鲜少。海道朱氏翦荆榛，立第宅，招徕蕃舶，屯聚粮艘，不数年间凑集成市。番汉间处，闽广混居，各循土风，习俗不一。大抵以善贸易，好市利，尚虚礼，美呼称。(37)
    在此番汉杂居之地，赵子安“习西方荼毗”（按：荼毗即佛教的火葬仪式），算是被其风俗所化了，果真如家谱所言“（子安）能以文化其俗”，也恐怕是身后之名了。
    海运大大推进了包括太仓在内的高乡的开发，海漕诸公如张碹的经营和置业，就曾使得松江名镇乌泥泾盛况空前。(38) 海漕体制也吸引了不少豪民置身其中，并造就了一些富家大户。据洪武年间太仓人陈伸记载：
    延祐元年，建州治于陈门桥西南。时达鲁花赤那来蒞州事，廉敏公勤，故富豪士民争趋事焉。是以官第甲于东南，税家漕户，番商胡贾，云集阛阓。粮艘商舶，高樯大桅，集如林木。琳宫梵宇，朱门大宅，不可胜记。(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