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庵）曾大父曰子安，大父曰孟吉，父曰文敏，皆隐居业农，恒产特厚，至蒙庵仍再，世为郡县推长田赋……当其长田赋时，征敛转输，必出其手，然未尝倚事为私蓄计。益务义举，往往发粟，赈恤贫家……蒙庵名谦，字德巽，晚自号蒙庵……(52)
    经过孟吉和尚德两代粮长的开拓，赵氏已奠定了较为丰足的家底。蒙庵诞生在这个“世为郡县推长田赋”的家庭，理所当然地承袭祖业，不必如尚德那般“勉为其难”。蒙庵生于永乐六年（1408），卒于成化六年，这篇墓表出自成化八年进士、后来官至礼部尚书的苏州名贤吴宽之手。吴宽的《匏翁家藏集》还收录了他为不少江南粮长所撰写的铭文，(53) 其中，与蒙庵生卒年代相近且“世掌田赋”、家业殷实者，比比皆是。(54) 《匏翁家藏集》之笔触，或可反映出成化年间江南士大夫对粮长致富乃至暴发的态度和观感。当然，一些稂长的后代在成化以后已攀举入仕，对自身祖业更无非辞。
    赵蒙庵担任粮长的年代。正是其父尚德所“不齿”的声色货利开始抬头的年代。永乐北迁以后，漕粮激增，大运河沿线商贸也逐渐兴起，不少江南粮长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额起运粮，辗转贸易以牟利，甚至私卖官粮。(55) 在此世风之下，褒扬蒙庵秉公征输，“未尝倚事为私蓄计”，颇有一番意味深长。据前引安彦泰的“德巽大彰厥誉，家益以饶”，以及吴宽的“恒产特厚，至蒙庵仍再”等语，又从蒙庵行善的慷慨来看，其发家致富也是显而易见的。
    永乐北迁后，江南粮长再无缘拜见天颜，直接得官的机会也很少，而从赵氏以及其他一些家族的情况看，永充粮长的势力明显增强，有些甚至在地方造成危害，至宣德初年尤甚，“各处粮长，皆殷实之家，以永充之故，习于豪横，威制小民，妄意征求”。(56) 宣德年间，应天巡抚周忱（后谥周文襄公）和苏州知府况钟针对苏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困境，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57) 宣德五年，况钟下令革除了圩长和圩老，对粮长则是勒令禁弊，并未革除。而后，粮长永充制时废时复，其后又有朋充制和轮充制的复杂改革。笔者以为，造成改革曲折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从明初施行粮长制至宣德前后盛行永充制这段时期里，江南乡村权势的发展。例如，当时豪强大户强占抛荒地而不交税粮的现象较为普遍，其中不少便是“粮长本名并亲属伴当耕种不纳税者”，(58) 而小户承担了飞洒的钱粮。面对这一积弊，周忱提出的“综核田粮”的改革需要严格的取勘，具体的执行却仍需“于每里量田粮多寡，拣选殷实之家”进行勘合。以权势制权势，官府固然可以追回部分税额，但总体上难移弊根。
    据成化二年进士太仓人陆容记述，周忱曾委任户部主事何寅丈量太仓卫的田地。
    （何寅）日惟耽酒，未尝遍历田野，亲视丈量，只凭里胥辈开报，辄与准理。丈量稍多分毫者，必谓之积出，比原数亏欠者，皆谓之量同，更不开亏欠一项……盖缩于城市，而伸于郊墟，故有此积出，非原额之外田也。别处量出多余者，则以送京官之家。自正统初至今，量同者纳无地之粮，京官家享无税之利。是虽何寅贻患于民，而文襄安于成案，不察其弊，盖亦不能无责也。(59)
    陆容的苛责不无道理，然而，面对如此积重难返之势，周忱估计也难尽其志。其时太仓尚未立州，高乡一带的权势关系看起来也颇不简单，大户、里胥、军卫、京官等利害互牵。在这一情形下，如璜泾赵氏一般的大姓又有何作为呢？
    除赵氏一族，明前期在璜泾还活跃着刘、周、陆等大姓。譬如刘姓，其先人刘昕在元时为海道万户，其子刘昱则以忠义校尉“领海漕”，并移居璜泾附近的穿山，刘昱之子刘智，智生二子刘檄和刘朴，(60) 据《穿山志》所载，刘智在明初曾在穿山以北三里的漕头塘创建一个小市集，称刘家市，但规漠甚小，明代已废。(61) 刘檄及其子刘傚，生活年代与赵尚德、赵蒙庵父子相近，凑巧的是，刘檄父子也同尚德父子一样，相继充任粮长。不过，刘氏更为幸运地受到了周忱改革班子的青睐，刘檄常在鹤山书院得到周忱的接见。刘氏父子还曾几次主动响应捐赈的号召。刘檄的侄子刘兹在成化元年中举，刘家也有了科举的功名。(62)
    本文第一部分所引弘治《常熟县志》，提到陆、赵二氏创建了璜泾镇（按：仅弘治《常熟县志》有此提法，其他各志均只称赵氏创市），笔者至今未获有关陆氏之史料，不敢臆测，刘、赵二家在宣德、正统以后的活动则可见一二。
    首先，刘檄在景泰年间出资募浚了漕头塘，(63) 在璜泾一带开了民间浚河的先例。刘檄还在璜泾捐赀兴建周孝子行宫，(64) 周孝子信仰在江南高乡地带较为普及，刘檄此举明显不虚。成化十二年，刘檄之孙刘吴建立了刘氏祠堂，并请翰林学士邱濬撰记，(65) 刘家盛极一时。
    同一时期，赵氏有着相似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