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间，吴中大饥，米踊责，富人咸闭廪，以索厚价，适有司行劝分之令，一时多不乐从，蒙庵首出应之，以例得散官。(66)
    景泰输粟，是蒙庵洞识时务的投机活动，蒙庵由此援恩例得散官，受冠带，这便是安彦泰所褒扬的蒙庵景泰七年修桥义举的重要前奏。
    在经营致富、捐官争荣的同时，蒙庵也为家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创立赵氏祠堂：
    我文庙颁性理诸书，嘉惠人臣，然后家礼行天下。三十二年来，卿大夫家乃稍垂意于礼，而士庶间亦有闻焉，岂非礼教之不易治而然欤？常熟赵氏世以产雄其乡，至德巽君，益读书好义，始遵家礼之制，立祠堂，盖凡庆吊之节，自是有所据而可行，亲疏之族，自是有所萃而不散。祠堂立，而赵氏之世望日著，家规日严。(67)
    据《小宗谱》所载，赵氏“历经播迁，百事草创”，到了蒙庵则“敦厚族姓，建四世之庙，以联近支”。(68) 上述《赵氏祠堂记》，是在蒙庵身后其子赵璧于成化十七年请当时讲侍东宫的红人新安程敏政赐墨的。至于何时立祠，不复得知，笔者推测是在蒙庵受散官之后，即大概是在天顺前后立祠。(69) 蒙庵晚年的“景泰输粟”的成功一博，给正统六年（1441）出生的儿子赵仲晖积下了福分，仲晖不负祖荫，接续了家族的荣耀。
    五、市镇创建和家族发展
    自明初至永乐北迁，再到宣德前夕，江南的不少乡村形成了世袭粮长的权势格局。宣德间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乡村权势网络，却未能将其打破。像刘氏、赵氏这样永充粮长，借助了改革的实施，捐官求荣，兴族旺产。宣德后，官府对永充粮长制乃至整套赋役体系进行改革。当然，包括世袭粮长在内的豪姓富户不会是制度的护法者，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讲，制度不外乎是牟利的工具和合法的凭证。世道多舛，如何另辟蹊径，经营逐利，攀援守业，才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正统后大姓兴市的潮流，就是在这一时代语境下出现的。
    成弘间苏州府长洲人王锜（1433-1499）曾抒写了吴中新景：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垒盒，交驰于通衢。(70)
    史家常引用这段记载，说明宣德以后苏州城市经济的逐渐繁荣。实际上，况钟和周忱在改革过程中也觉察到世情时态的不少变化。周忱就曾指责当时非法经商的活动，如冒充军人家属到各驿站开铺经商，富户以一家之名多处开铺等。(71) 况钟也曾出告示，禁止私开商行。(72) 世风一开，商货之利，在当时具有普遍的吸引力。从明初历经几代经营田赋而发家的世袭粮长，面对这一诱惑，也难以置若罔闻，不少粮长开始涉足商业活动。
    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研究了明中期江南地主的客商活动，及其与农村手工业的兴起、市镇的簇生等商业化现象的关系。(73) 滨岛较多运用《匏翁家藏集》的墓志材料，追溯正德以前不少“乡居经营地主”从事客商活动的现象。例如长洲沈纲，其祖父是粮长沈友之，“在永乐、宣德间，巡抚大臣以吴中赋厚，方重粮长之设，友之于时已为郡县所推择”。友之的儿子沈孜“少为县学弟子，治易勤苦，后以父没而母更老，度不可远仕，遂谢归以农隐，而或业贾以养生”。沈孜娶王氏，生沈纲，沈纲的妻子正是吴宽亡妻陈氏的侄女。墓志中也透露了沈纲长年在外经商的经历。(74) 又如成化年间常熟进士，后官至右副都御史、河南布政史徐恪的父亲徐讷（号南溪）宣德以前便充任粮长，宣德中大理少卿
    熊巡察江南时，徐讷受器重。在饥荒之岁，徐讷曾“遣人籴麦江北，得六百石，悉就舟次散给”。(75) 滨岛认为，即便有丰富的田产，单纯食种植之利的地主不可能在凶年从外地收买大量麦子，因此他推定徐讷在重振家业之际，从事了客商活动。
    或许滨岛太注重“乡居经营地主”、“客商”这些身份标签，而且过于强调明后期地主“乡居”向“城居”的转变，因此他对所列述的许多地主的粮长世家出身不敏感，也没有追问地主在从事客商活动之前的家业基础。以徐讷的例子来说，滨岛较为轻率地将常熟旧志传说中未有确证的明初大地主、号称“徐半州”的徐洪，(76) 拉入徐讷的世系，却不重视《徐南溪传》的前半段记载：徐讷的高祖徐理在元代是常熟的海道万户，佩金虎符，曾祖徐恢祖俨然乡豪，至正间曾“倾赀集乡兵御乱，居民赖之”。入明后，徐讷重振家业，创立了宗族，徐讷自己开始充任粮长，手下还有不少“僮奴，服劳农事”。可以发现，徐氏的发迹史与我们之前所列述的新安镇钱氏、璜泾刘氏乃至璜泾赵氏颇为相似。滨岛更没有指出，徐南溪的儿子、成化年间飞黄腾达的徐恪，正是弘治年间常熟“徐家新市”的创立者。(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