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毅军近年来进行了新的探索，他着重关注明中叶以来太湖以东市镇发展的时空变化，从量的角度分析市镇的增减及其分布的动向，又注意从质的角度考察个别市镇的发展历程及市镇整体的发展态势，以此作为论述社会经济变化的指标。他进一步考察了明中叶苏南市镇发展与地区开发的关系，作为讨论明中叶到19世纪中叶市镇时空变化的基础。他将“明中叶”定在1550年前后，并基于地缘、水域以及水旱农作区隔，将苏南分成盐铁塘主干区、淀南浦东区和大运河与湖群低地区三个区。他认为，苏南地区到明中叶为止，富有浓厚的拓殖性色彩。在盐铁塘主干区，也即是笔者前述的高乡地带，由棉作兴起的东向拓殖最为明显。该研究是以1550年前后苏南的“既存”市镇为基础，将这些市镇视为“集历年演化的总其成”，进而从各分区市镇的性质、分布和层级关系等角度考察区域开发线路，有助于我们细致分析明中叶后棉业发展与地域开发、市镇发展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然而，对于明中叶以前市镇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范毅军承认史料的缺乏限制了讨论的深入，他注意到成弘时期不少大镇形成的突出现象，但尚未能追述在此之前的“阶段性发展的动向”以及这些发展背后的社会机制。(16)
    面对这一难题，笔者认为，明中后期高、低乡间经济格局变化对市镇分布的影响，是追述前事不可忽视的重要事实，但不能单纯以此反溯高乡市镇兴起的必然性，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将这种区位条件形成的起点过度前移，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明中叶以前复杂进程的认识。因此，本文尝试将元代海漕时代开启的高乡开发历程作为研究起点，分析不同时期社会机制的变化，如何影响高乡开发中乡村权势的演变和经济格局的变迁，从而解释“主姓”创市的可能性和动力，考察明代江南地域开发进程中的市镇发展轨迹。质言之，笔者所论之“高乡”，不完全是系于地貌格局和明中叶以后的棉作格局，而是将“高乡”作为考察元代以降地域开发的一个空间视野，从富有多种可能性的地域开发动态中，理解市镇发展的各种经济条件以及重要的社会基础。
    二、璜泾赵市史料所见江南粮长动向
    有关明代江南市镇创立过程的详细史料，至今尚为罕见。相对较详细的记载，是关于上述弘治《常熟县志》所列之“璜泾市”。璜泾市隶属弘治十年所置的太仓州，弘治《太仓州志》收录一篇《璜泾赵市碑记》：
    今太仓州之赵市，旧为常熟县之璜泾镇。弘治间增立太仓州，始割隶焉。璜泾故大镇，元季兵燹，民乃荡析离居，而昔日繁华之地，鞠为草莽之区矣。国朝混一以来，百有余年，无有能兴复之者。承事郎赵君仲辉，世居此地，慨然以为己任，乃捐家资，鸠工僦材，构屋数百楹，以处流寓、建桥梁、修道路，以便往来。于是商贾骈集，货财辐辏，若土地所产，与夫他方水陆之物，靡不悉具。凡近市三十余区之民，有而求售焉者，无而求市焉者，盖不俟赢粮负橐，操舟驰骑，远赴都邑，而不日之间已遂其所求矣。阅三十余年，聚居益盛，远近之人皆以赵市名之。仲辉殁已久，父老感其遗惠，请于州司立碑以纪其劳，而请予为之记。惟古神农氏教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利世之功大矣。盖衣食以养生，器皿以给用，药饵以救疾，棺槨以送死之类，民所日用而不可缺者。况璜泾僻近海滨，墟落阔远，卒有缓急，何所取办？此仲辉之立市所以有功于一乡，而岂登垄罔利者所可同日语哉？夫神农功在天下，固万世之人不可忘也。仲辉功在一乡，此赵市之人所以不忘之欤？继兹以往，璜溪之上，由成聚而成邑而成都，大有过于前代，殆不可知。碑以记之，庶以征夫来者。(17)
    该碑记为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常熟人李杰所撰，讲述的是赵仲辉“重建”璜泾市镇的经过。按李杰的说法，璜泾是故有之大镇，笔者对此甚感怀疑，因为璜泾在弘治十年划归太仓州之前，隶属于常熟县，而至正《重修琴川志》所列十多个市镇中，并无璜泾镇，(18) 李杰称璜泾在元末兵燹前为大镇，不知何据。
    碑记被录入弘治《州志》，成书于清乾嘉间的《璜泾志略》和道光年间的《璜泾志稿》（以下分别简称《志略》和《志稿》）也将其收入。(19) 有意思的是，当《志稿》的纂者施若霖欲将镇史继续上溯时，遇到了史料不足的难题，他坦言：“双凤乡之名，自晋代始。璜泾属双凤乡，唐宋时已有其镇第，不知镇起于何代耳？简编莫传，不无阙如之叹。”(20) 暂不纠缠于地名起源辨证，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同一时代的弘治《常熟县志》和弘治《太仓州志》都明确记载了赵仲辉创立璜泾赵市这一新鲜事，(21) 引发我们探寻赵氏创市的奥秘。据《志略》所载：
    赵璧，字仲辉，号有怀。其先宋熙陵第八子周恭肃王元俨，后十五传至安，始迁璜泾，璧高大父也。璧治农赋致富，尝纳粟，授承事郎。勇于为义，创造宗祠，春秋祭奠惟谨。璜泾在元故通邑，遭罹兵燹，室庐童赭遂为墟。璧架屋数百楹，劝徕商贾，闾里复盛。父老感其义，名曰赵市。(22)
    该传提及赵璧，即赵仲辉（晖）的家世，又透露了其“治农赋致富”、“创造宗祠”的事迹。《志略》中注明此段出自“李杰《墓志铭》”，也就是说，李杰同时撰写了赵璧的墓志和赵市的碑记，而后者略去了赵璧发迹的经过。另外，《志稿》收录了明代安彦泰的一篇文记，该文彰颂了赵璧之父赵德巽于景泰七年（1456）捐资修唐茜洪桥的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