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徐家相比，赵氏直到成弘时期仍未获功名，世居璜泾的赵璧则“慨然”以创市为“己任”，走出一条新路。赵璧是蒙庵的次子，因为长兄赵仲章早卒，又未定其后，于是赵璧承应门户，定为宗子。当时蒙庵季子赵亢尚幼，为避免家产析散，晚年的蒙庵决定不分家，命赵璧抚养赵亢，“代父家督，弃举子业”，接管全部家业。(78) 蒙庵逝世后，家中仅有垂垂老矣的祖父赵尚德坐镇，奉祧的赵璧一度承受了不少压力：
    蒙庵卒，豪右意其可凌，屡加横逆。君以理直之志，不稍挫，人始惮其有立。天性孝友，每以不及养为恨，故自号有怀。建祠堂以奉时祭……平居自奉简薄，惟于义事则毅然勇为。尝长乡税，民有逋负，辄发廪代偿。县官重建吴公祠，以地湫隘，谋于君，君即捐市廛居以益之，有司为表其事于石。滨海有塘曰陈大港，淤塞不通潮汐，田数千顷皆失灌溉，奏请于朝，许疏浚之。(79)
    看来，赵璧继承家业的同时也承袭了粮长之世业，其治生策略较多效仿了祖辈和父辈，通过浚河、赈济等义举得授承事郎散官，与官府达成某种默契，维持其在乡村中的地位。然而，当时“大江之南，世家巨族富厚埒封君者，多掊尅以足其欲，鄙啬以私其有，或目不知书，而人指以为钱虏白丁”，(80) 在鱼龙混杂、尔虞我诈的世局中，赵璧的上述举措也许还不足以力保家业。
    从宗谱材料中，我们注意到赵璧之妻刘道坚（1442-1531），正是出自前文提到的同居璜泾的穿山望族刘氏。(81) 据赵璧之子赵原赐称：
    蒙庵公即世，先君甫弱冠，百责咸萃，虽动辄龃龉，家用益拓，盖母相助之功居多……呜呼痛哉！缅思吾母，诞自名家，辛勤燥湿，佐先考以裕厥家。(82)
    不难看出，赵璧与刘家的成功联姻，既确立了赵璧在族中的地位，也对巩固赵家在璜泾的权势有着重要意义。赵璧在成化十七年建起“世恩楼”，延请王鏊、倪岳、申时行、陈继儒等名流赐墨题咏，见证绵绵祖荫。他也没有违背蒙庵的遗嘱，尽心扶助幼弟：
    承事府君为弟筑室，一如己居宅，于己二宅之间，蒋泾之左，二十亩许祖遗三子田各十顷，府君悉与弟，尺寸无取，谓己已治他业耳，非好名也。(83)
    可惜的是，赵亢一支仅传二代便绝后了，这些祖产估计还是回到赵璧房下。蒙庵是在成化六年去世的，而赵璧赠祖田于弟时称“己已治他业”等语，这表明至迟在成化初年，赵璧已经在田产经营之外另谋他业了。据赵璧像赞之述：“冠韨其躬，聊以荣也。江湖为家，云月为朋也。米船谢屐，朝游而暮登也。”(84) 以及《世恩楼图跋》之语：“传及有怀公，已三世，荷朝廷恩典，受章服。公交多字内名达，兼能大拓其业。”(85) 再参照成弘时期墓志、像赞中类似的对客商活动的雅颂“套话”，我们已不难推知，赵璧之“他业”即是指商业活动。
    赵璧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经商逐利使得家业大振。也许是受到前文提到的穿山刘氏先祖刘智创建刘家市的经验启发，赵家也一跃成为璜泾的创市“主姓”。当然，璜泾赵市的建立，显然与前述宣德正统以后商货风气之开有着更直接的关系，而赵璧从商的阅历直接刺激了其创市的举措。滨海的璜泾“去市远”，赵璧“创屋数百间，以集商贾，便贸易”，(86) 利于一方。“建舆梁、修道路”等其他善举，也可看作发展市镇的“配套设施”了。《璜泾赵市碑记》未提及赵璧创市时间，但肯定是在弘治五年赵璧逝世前，也很可能是在成化十七年世恩楼落成之前。当然，从构筑铺路、招徕商贾，到粗具规模，无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市镇的建立终非一蹴而就之事。笔者在前文中对赵璧“重建”璜泾表示质疑，从赵璧经商创市的开拓过程看，即便真是市镇的“重建”，也是举足轻重的。
    赵璧逝世后，赵家一度面临家族维系的困境。
    弘治癸丑，先君见背，遭家中落，兄天赐等行且异居，以各事厥母。（母）怅然谓曰：“吾未亡人耳！何以家为？”遂以家政授之。终日蔬素，恬然若不知人世。然时不肖暨宗赐俱在龆龀，母爱之，不异己出。(87)
    赵璧长子天赐（1463-1525）和次子祖赐（1470-1511）是刘母所生，三子原赐（1475-1547）和季子宗赐（1484-1552）分别是戈母和胡母侧出，参以其他家族材料，(88) 可推知在弘治五年赵璧去世后不久，诸子各事其母，主母刘母不愧是名门之后，在分家降至之际稳住了阵脚。她先将家业委任于长子天赐，同时又努力维系赵璧四子的团结。天赐没有辜负期望，算是持家有方：
    （天赐）佐事承家督，诸弟产悉公总之，于是所蓄不赀。方数十里地，多公甸服之农，然皆辛勤以居之人。以上地售者必增价，酬其值，有固弗与者，亦遂己，故民畏而怀之。定子安府君为始迁之祖，自为后序，缉《赵氏家训》一册，行于族，贾侍御鹤皋为之序。别建家庙。(89)《小宗谱》的这段小传，强调了天赐经营田产之成功，方圆十里多为其“甸服之农”。赵天赐还高价购买田产，其购并田产的极大热情，可能与弘治以后高乡土地开发的某种“混乱”情况有关，据嘉靖《常熟县志》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