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漕时代的契机，使得“税家漕户”成为高乡的权势，大族兼并大量田产，富户私谒官员、串通胥吏的现象也开始出现。(40) 高乡渐辟，元廷也提高了赋税征收的额度。(41) 从至正中期直至元朝灭亡，张士诚夺得苏州地区的统治权，在这段时间，元初经营海贸致富的大家有何具体动向，尚不清楚，但当时张氏政权的官员买田置产之风则见于方志。顾炎武在追溯明代官田起源时称：“张士诚据吴之日，其所谓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42) 另有稗说称：“张士诚据苏州，以牛种给民，募垦荒芜，耕者四集。民德之，至今有太尉庙，像如王者，香火不绝。”(43) 在元末群雄争霸的乱世中，张士诚治下的高乡开发继续推进。张士诚据吴时，曾在高乡一带筑城御敌，一些筑城之地还在明代发展为市镇。明廷入主江南后，高乡民人对张士诚时代的怀念之情仍体现在一些风俗之中，流传至近代。(44)
    关于延祐后“税家漕户”的动向，只在零星史料中显露端倪。弘治《太仓州志》提到，与璜泾镇相距不过20里、后来同隶属于太仓州的新安镇，其创立者钱璞是元海道运粮千户钱贵的后代：
    钱氏，新安乡巨姓。有名贵者，读书，雄赀，在元时为海道运粮千户。子景春，字元卿，隐居好施，独建戚浦塘桥以便往来，人德其尚义，名其桥曰尚桥。孙琼，字孟玉，倜傥有胆气，时有勾军千户舞威虐民众，莫敢抗，琼挺身系其人，亲面太祖高皇帝，应对称旨，枭其人于市，赐琼衣钞而还，乡邦荣之。七世孙璞，亦豁达有为，因其乡陆公堰旧有小市，遂捐赀修葺，更其市名曰新安，有无贸易，货物流通，乡民便焉。(45)
    钱贵治海漕而发迹，其子景春在乡间有了一定的地位。入明后，钱贵之孙钱琼，以“倜傥有胆气”博得明太祖的赏识。钱琼在明初的事迹颇具典型性，明廷在江南乡村的统治策略之一，便是利用“有恒产有恒心”的“良民”来协助政府征收赋税、维持乡村秩序。粮长制的实施贯彻了这一理念，并在明初发挥了作用。除了钱氏这类税家漕户，还有不少在元代崛起的豪户入明后仍为乡村权势，有的还在15世纪的市镇创建、经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对于明代社会转型的重要问题，学者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刘志伟考察了元明之际珠江三角洲地方势力的转变，指出明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基层社会的支配权力由地方豪强转变为士绅阶层，这不仅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转移，更包含着社会文化规范和国家秩序转型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士人对于先世历史的叙述，无论是实录还是虚构，都反映出地方历史演变之真实趋势，成为明代以后士大夫对地方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从这类模式化的历史记忆中揭示其文化意义，有助于了解明代中期以后社会转型之研究。(46) 限于史料，我们尚无法获悉赵子安在元明之际的具体活动，然而，赵氏谱牒对子安开基的简略追述，将我们的目光引至元代中后期“去海十里”的高乡社会。在那里，海漕时代的拓殖将一批富家豪户送进了明代。
    四、明初至宣德永充粮长的积累
    不知是巧合还是赵氏纂谱时的推断，赵子安的儿子赵孟吉恰好在“大明龙飞之际”出生。通过前引安彦泰《重建唐茜洪桥记并铭》一文，我们获知赵孟吉“洪武初命举为税长”。洪武初年，以丁粮多寡为标准签派粮长。《大诰续编》和《大诰三编》记载了洪武初年常熟县官乱政的罪行，其舞弊行为是将粮区犬牙相入，既不按都编定粮长，也不按“万石”的标准设足员额，导致“钱粮不清，田地不真”。于是，洪武十九年（1386）革罢常熟县粮长，用里长催办。(47) 除了常熟县的例子，苏州府嘉定、吴江等县也有许多粮长舞弊的案例。(48)
    暂不论洪武十九年常熟的“裁粮归里”是否完全落实并延续下去，税粮的征收仍是责成丁田丰足之大户，“粮长”的实际职能此时也未有变化，赵孟吉能被推举为税长，足以证明赵氏在常熟三十四都田产之丰，(49) 据此也似可推测赵子安在元末曾致力于置田和经营活动。至于赵孟吉在常熟粮长任上有无“污点”，无从得知，若以其子孙继任粮长、以产雄乡之后事而论，则孟吉在洪武初年以粮长立业，功不可没。赵尚德继承父业，掌税璜泾，开拓了家业。成化二十年（1484），尚德之孙赵璧请南京翰林院掌事钱溥为尚德翁撰写了墓表，其文曰：
    君讳聪，字文敏，号尚德。世居海虞之璜溪，大父子安，父孟吉，号耕隐……天性孝友，读书，不入城市。既为邑大夫所知，今长税万石于乡，辞益坚，而勉应之。殚心悉虑，事必先集于公，不羡于常，不扒梳于细，乡人逮今感之。又生贤子孙，克承厥志。晚年脱屣尘务，内外之事，一切付之家督……成化八年，朝廷覃恩，推隆高年之典。时八袠有八，爰授冠服之荣。(50)
    钱溥的生花妙笔也令尚德俨然德高望重之稚士。“事必先集于公，不羡于常，不扒梳于细”之类的行文，其实是成弘年间文人为粮长撰铭的惯用套路。梁方仲曾认为，这类表述反过来可证明当时粮长诡诈敲剥乃是常态，只需不舞弊，便算是好粮长。(51) 赵尚德之子赵蒙庵，承袭了祖业，并发扬光大，《蒙庵赵君墓表》记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