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纳粹主义运动在德国现代政治史上是一个令德国人民也相当陌生的政治运动。而纳粹党之所以能由崛起、改组到取得政权仅仅耗时十二年，除了希特勒的个人魅力、领导风格与策略都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之外，当时国内外的大环境也给予了希特勒及他所领导的纳粹主义运动最有利的条件。
    第一次大战后的德国，是在战败以及国际压力之下结束了霍恩索伦王朝，进入了一个德国人民普遍并不熟悉的议会民主体制，而主政者还是帝国时代备受统治阶层及市民阶级质疑其对国家忠诚度的社会民主党。尤其是以社民党为首的威玛政府于战后接受了令德国人民感到屈辱的凡尔赛条约，再加上威玛政府成立之初便爆发了左派革命，使威玛政府从一开始就无法获得人心，更严重的是不信任，使得战后出现的“匕首偷袭神话”（注：所谓“匕首偷袭神话”指的是大战期间，德国后方的反战份子，特别是社会主义者，包括社会民主党，透过革命的活动，使德国在战场上原本战无不克的前线军人遭到了由背后而来的致命打击，因而造成了德军的瓦解，也成了德国战败的罪魁祸首。这个广为流传的“匕首偷袭神话”还与颇受德国人民景仰的兴登堡元帅有关。参阅拙著<威玛共和时代外交政策的回顾与检讨>，《西洋史集刊》第二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1990年，页88。）（Dolchstoblegende or stab-in-the-back legend），能在民 间 广为流传。
    虽然“匕首偷袭神话”的说法与事实相去甚远，而由共产党发动的革命也是在政府派军镇压之下于半年后结束，但是以社民党为首的威玛政府仍被民族主义保守派菁英视为“革命之子”，只是政治上的过渡而始终无法认同。更不幸的是，甫由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德国共产党因为受到系出同源的社民党政府以军队镇压其革命并在逮捕及运送的路途中使共党领袖李布克列希特（Karl Liebknecht）及罗莎卢森堡（Rosa Luxenburg）遭到右派军人的杀害，使得共产党始终视社民党为首号敌人，称其为社会主义法西斯，在威玛共和时代从未改变其对社民党政府的强烈攻击。
    这样一个备受国际压力及凡尔赛条约束缚的新政府，在国内又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再加上战后德国人民普遍饱受经济困境之苦，特别是来自战费赔偿的压力，使右派政党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攻击威玛政府。而1918/1919年爆发的左派革命更加强了德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使威玛共和国时代始终笼罩在危机来自左派（die Gefahr von links）的阴影之下，因而给予右派政党，特别是极右派政党，更多的挥洒空间。
    在那样一个令德国人民普遍陷于彷徨与不满的年代，纳粹党对威玛政府的内政与外交都提出了最大胆且直接的批判，甚至将威玛政府的高层领导人贬为屈辱的条约履行者，根本就是“十一月罪犯”，（注：威玛政府成立于1918年11月，“11月罪犯”正是指11月成立的威玛政府及其高层官员。）威玛政府的体制则被批评为“被犹太人把持的民主体制”，[1]（P99，472）这些富煽动性的言论都颇能煽起德国人民对政府不满的激情。希特勒不仅敢于在那个时代大胆地批评威玛政府及其领导人，将自己美化成忧国忧民的爱国者，还能掌握住群众在面临那样的时代，内心所积压的怨怼、反感、苦闷与恐惧，然后用最能打中人心的语言来道出群众的心声，使他在群众心中成了一个为拯救民族之魂而奋斗的英雄。
    希特勒在大胆批判威玛政府之余，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以及正面的理想，如创造一个新的，而且是深层的全民团体（Volksgemeinschaft），不仅要结束令德国人民厌恶的党派之争，同时要铲除不断升高的阶级斗争，以便在全民团体中整合全民的意愿，并化解不同利益之间的争执，使德意志民族能在全民意志之下重新站起来。[2]（P39）
    希特勒这套新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确实能吸引相当多的理想主义者，也颇能安抚战后德国人民的焦虑不安与对威玛政府不信任的情绪。事实上，德国人民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痛苦与匮乏之余，更面临了精神上与价值观上的不安与混淆，随着社会的世俗化，过去的传统与宗教力量以及旧有的价值观都在新的时代中逐步瓦解，因此纳粹主义运动的出现，对德国人民而言，反被视为是一股抵制世俗化的力量，以维护属德意志民族的生活方式。
    除此之外，纳粹主义运动也揭橥了一些对当时处境下之德国人民颇具吸引力的理念，如回归德意志民族优良的传统、铲除一切伤风败俗的恶习、恢复德意志民族的尊严、德国人民与其它民族应居于平等的地位、凡尔赛条约必须被废止、德国应该拥有自己的国防军、抵制共产主义、加强民族主义、建立健全的中产阶级、重视农业与农民等等。由于这些理念仅止于口号，内容与做法并不明确，使得每一个阶层似乎都可以在这样一股令德国人民颇为陌生的运动中去编织自己的憧憬，也对纳粹运动赋予高度的期许。因此，当纳粹党于1933年经由合法途径取得了政权之后，广大的德国人民也都愿意调整自己以配合新政府的政策，给这个自认为负有历史任务的新政权一个机会。
    属中上阶层的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对战败德国所面临的屈辱本来就完全无法接受，更加缅怀帝国时代德国统一后所展现出来的光辉，因此重振德意志民族的光荣成为多数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共同的愿望。因此，纳粹党在执政之后能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有所成就，也使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一度将自己的愿望投射在这股新运动及这个新政权上，并积极参与新政府的工作，更希望将纳粹政府带往他们自己所期望的方向。
    然而，纳粹政府于克服了经济危机之后，已越来越显示出这个政府的野心，在外交上不顾国际规范，以牺牲国民整体经济的方式建军，最后甚至不惜以德意志民族整体的命运为赌注，以达成希特勒的外交计划，都使部份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对纳粹政府的憧憬破灭，在逐步认清了纳粹党的本质之后，决定起而反抗。
    事实上，在第三帝国时代，基于对纳粹政权破坏宪法及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干预教会、迫害犹太人、迫害政治思想异己者、迫使全国之政治机构及一切的政治及社会组织，包括学术及艺术活动都得与纳粹政府及其意识形态一体化等等都引起了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的反对或起而反抗，因此在全国各地都隐藏了不少反抗人士及小团体，甚至在军中及文官体系内也不例外，只是在那样一个被政府由上而下全盘控制的政治环境中，要进行有形的反抗，其空间是极为有限的，甚至稍有不慎就成了极权统治之下的牺牲品。
    此外，能认清纳粹政权的本质并有勇气起而反抗者毕竟是少数，且反对者或反抗者的动机往往不同，有些是基于人道主义或宗教因素而反抗，有些是无法接受纳粹政权的一体化极权统治，有些则基于意识形态及政治因素而反抗，更有些人是忧心整个民族的命运而以谋杀希特勒及铲除纳粹政权为终极目标。因此意识到必须采取反抗行动者原本就是社会中的少数，再加上目标的不同，不仅削弱了反抗者的力量，且带来了惨痛的牺牲。
    在诸多性质不同的反纳粹团体中，本文将探讨以歌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为首的反抗团体，探讨这个基本上由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组成的团体，了解其形成的背景、参与人士各自的经历、这个团体成员在反纳粹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后希特勒时代所构思的治国蓝图。